告別蘭州鐵一中，來到農建十一師；<div>告別學生身份，我們成了“知青”。</div><div><br></div><div>1969年2月23日這一天，我同幾十個學生一起，乘坐一輛拖拉機的車斗，在戈壁灘上一路風塵跑了三個小時后，來到農建八一農場天生坑分場二連，滿臉土灰地成為一名正式的農工。</div><div>（當時“知青”叫法還不太流行。）<div>好像還聽到了幾下敲鼓響動的歡迎聲音。</div><div><br><div>我們這是第二批到八一農場的蘭州知青，組成有些雜亂，蘭州鐵一中，鐵二中，鐵三中的，還有蘭州市十中十一中等好幾所學校的學生，從高三到初一各年級都有。</div><div><br></div><div>第一批蘭州鐵一中分來的學生，已于1968年12月28日，先期到達了。</div><div><br></div><div>我的農建生涯從這一天開始，一直到1975年11月25日，才離開二連，整整做了七個年頭的“知青”！</div><h3>從不滿17歲到23歲多，幾乎全部的“芳華”歲月，都貢獻給了農建十一師。</h3><div><br></div><div>這一天也成為我人生中的一個重要節點。從此，我們走入社會，開始了自己跌跌蕩蕩的一生。</div><h3>這一天也成為我們這批人永遠難忘的日子！永遠的記憶！永遠的傷痛！</h3><h3>我長達43年半的工齡也是從這一天算起。</h3><h3>在知青下鄉五十周年之際，我要說，雖然我們都已步入老年，歷盡人生的艱難困苦。我們可以選擇淡定，但絕不能夠忘卻！</h3><div><br></div><h3>以下是我對農建十一師七年經歷的真實回憶！</h3></div></div> <h3><font color="#010101">我們所到的農建十一師八一農場天生坑分場——位于祁連山下河西走廊，甘肅省武威地區永昌縣最北面的大戈壁灘中，離蘭州市約400公里，離武威市約100公里，離蘭新線上的河西堡火車站四十多公里。</font></h3><h3><font color="#010101">現在聽起來，好像很近，開車不就個把小時的事嘛。可在當時交通狀況下，卻真是很難！因農場地處戈壁荒灘無人煙，不通公共汽車。從蘭州去</font>要先從蘭州車站坐一整夜十幾小時的火車，到河西堡站后，轉乘公共交通車。再從河西堡坐上開往內蒙古雅布賴鹽場每天只有一趟的班車，跑幾十公里后從一個叫“下四分”的汽車站下車。再步行經永昌縣雙灣鎮的陳家溝，走30多里土路，用整整一天時間才可到達（以后我們“探親”來回就走此路）。</h3> <h3>當年住人的“土窩子”長這樣。</h3> <h3>天生坑分場地域，原是一處亙古荒原戈壁，氣候干旱降水極少，故方圓幾十里幾乎無人煙，也見不到樹木草莽，傳說是漢代“蘇武牧羊”的地方，“風吹石頭跑，鳥兒不拉屎”，氣候和環境都非常惡劣！多少年沒人煙是有原因的，不是因當地人懶。</h3><div><br></div><h3>最初在1958年由蘭州軍區的“八百軍官（后文詳述）”進入這片荒原之地，開始創建農場。他們艱難地在這里駐扎下來，建房打井墾地栽樹，辛苦了整整十年，才使周邊環境漸漸地有了一點點綠色一點點生氣。</h3><div>而我們所在的二連，是1966年才開始創建，位置在分場場部的北面約2公里處，與民勤縣昌寧公社地界相接。</div><h3>我們這批蘭州知青去時，“連部”這塊足球場大小的地方，已建有八排簡陋不堪的土坯房，有職工住房，有伙房，小會議室以及周邊的豬馬牛羊圈等。還有一個機井房泵水，供應人口生活之用。</h3><div>第八排房建在連部西南角上，就是剛剛趕工完成的“知青宿舍”。</div><h3>我們進入時，新屋里還有濃濃的土味，房頂墻面上的冰碴子還清晰可見，四處漏風。</h3> <div>這張照片是我們到二連不久后，部分知青的留影，分別是</div><div>（后排左起）鄧友寒，陳學燦，付宗春，相四喜，陳宗奇；</div><div>（前排左起）王大鐳，孫亞征，包錄才，馬振華。</div><div><br></div>我們與先期來的人匯集一起，組成“蘭州知青排”。<h3>二排是男生排，一共有28人，分成三個班。排長叫朱秀錦，是一位河南籍轉業兵，比我們年長十來歲。</h3><div>三排是女生排，一共有25人，也分成三個班。排長叫王軍，一位上海籍的女知青，年齡稍長，也是單身。</div><h3>遺憾當年沒有留下知青的全體合影。</h3> <h3>這是當時分到八一農場天生坑分場二連的全部蘭州青年名單：</h3><div>（這里要特別感謝有心人王大鐳，為我們保留下了這份珍貴的名冊）</div><div><br></div><div>（蘭州鐵一中男知青）</div><div><br></div><div>相四喜 鄧友寒 陳振西 東章成 王鐵成 </div><div>王大鐳 韓振忠 胡進平 付宗春 陳學燦 </div><div>孫亞征 楊樵亭 張二民 徐新生 周喜慶</div><div>王忠生 陳宗奇 高鳳彪 冉軍利 陳泰來 </div><div>趙洪銘 李逸欣 薛仰和 </div><div><br></div><div>（非鐵一中男知青）</div><div>王義臣 李博民 包錄才 王春生 </div><div> 王世范（小河南）</div><div><br></div><div>（鐵一中女知青）</div><div><br></div><div>莊映 宋子范 宋愛芝 蔣子芬 范子敏</div><div>向風蓮 項光華 陳天瑾 楊志丹 田秀萍</div><div>范君麗 成學林 黃桂蘭 姜 麗 </div><div>（非鐵一中女知青）</div><div>胡獻金 王霞云 張桂蘭 蔣蘭生 周春蘭 </div><div> 尹 紅 瞿 珍 王志紅 曹東香 王恩華 </div><div>安玉蓮 柳小琴 竇文安</div><div><br></div><div>（名單可能不全，憑記憶添加）</div><div><br></div><h3><br></h3> <h3>蘭州青年登記表 69、2、20</h3><h3><br></h3><h3>這應該是在我們到達前幾天，連隊所造的名冊。</h3><h3><br></h3><h3>姓名之后，還有這些人的性別，年齡，民族，家庭出身，畢業學校，政治面貌（是否黨團員），社會關系即家長是否有政治歷史問題等（因涉及個人隱私，作了處理）。</h3><h3><br></h3><h3>這些知青中的很多人，在到二連之后或短或長的一段時間里，就離開了農場，再也沒有回來。有的連行李甚至連“學生檔案”都不要了，打死也不回來！</h3><h3>可見農建十一師天生坑分場連隊給他們的印象之深！</h3> <h3>農建十一師的人很實在，知道我們這些人沒學什么“知識”，在造冊時直接叫“蘭州青年”。</h3> <h3>二連的一排，是天津青年排，也有二三十人。</h3><h3>我與幾位“戰友”回憶，記得上的人有：</h3><h3>男知青</h3><h3>馮根生 王永增 姜樹信 郭向黨 劉少良 </h3><h3>牟兆祥 馬家俊 王永德 董老密 （名字忘了）</h3><h3>女知青</h3><div>劉莉莉 周榮甫 楊來年 馬桂云 韓銳 </div><div>何金香 郝順英</div><h3>（后調到二連的天津青年還有，李淑敏（黨員） 劉向勤 張清田 劉秀蓮，南燕，山東濟南等地青年劉俊海，周鋼，“老先進” ，“歪曼兒”，“胖酸棗”等人）</h3><h3>排長趙長新，是一位河北籍的轉業兵。</h3><h3><br></h3><h3>記得當年連里還有幾位1965年就來到農場的蘭州老青年，有：張文厚 李凱立 趙建新 馬振華 王志高 魏富貴 蔣光榮（女）等。</h3><h3>后又從河西堡“蒸養磚廠”調到連里的蘭州城建中學知青：張冰珠，鄭柏森，李仕奇，張躍文，張一君等人。</h3> <h3>二連指導員叫易元合，連長叫梁云聚，副指導員叫劉漢榮，他們都是義務（轉業）兵。</h3><div>后又調來了一個副連長甄作眾，是永昌縣當地農民轉制進場。</div><h3>連里還有十幾戶老職工，他們是不同時期來到農場的。多是拖家帶口的轉業兵，也有少量從學校畢業分來的技術人員，還有當地農村人口轉制入場的。</h3><div>記得有：</div><div>連隊會計段明義和農業技術員張秀蓮兩口子，山西運城某技校分到農建；<br></div><div>連隊技術員梁干事和衛生員XXⅩ兩口子，河北人，梁的二胡拉的非常棒。</div><div>連電工轉業兵王世忠和冉秀梅兩口子；</div><div>班長轉業兵宋海波兩口子；</div><div>飼養班長李應得一家人，大大小小七口人，五個孩子（李成興，李成珍等）；</div><div>飼養員趙德元一家人，兒子趙生壽等；</div><h3>豬倌張玉玲，薛X林兩口子；</h3><h3>管理員馬中權，紀有年兩口子，他父親老馬爺弟弟吉譚子妹妹吉丫頭。</h3><div>馬車夫韓發祥一家人。</div><div>農工曹萬輝一家；</div><h3>……時間太久，記不全了。</h3> <h3>我最初被分在二連的二排六班，七個人睡在一個大通鋪木板床上，每人二尺半的寬度。“同床”的，指定班長叫趙洪銘（共青團員），還有陳宗奇，陳泰來，王世范（小河南），李逸欣，李博民等人，他們都是和我一拖斗車來的，車上才認識。</h3><h3>以后一些知青走了，才調整為每人一床，每間屋住五六人，屋里自然是擁擠不堪亂七八糟。</h3><h3><br></h3><h3><br></h3><h3><br></h3> <h3><font color="#010101">還記得我吃的第一頓迎接飯，是煮包心菜和兩個半斤重的大饅頭；</font></h3><h3><font color="#010101">我領到的第一個生產工具是一把“燕”牌鐵銑，銑把直長無拐，銑頭涂滿黑漆。</font></h3><h3><font color="#010101">我領到的第一月工資11塊多錢，是扣除了伙食費之后所得。當時農工的月工資初中生是25塊，高中生是28塊。</font></h3> <h3>第一天出工。</h3><h3>早上天剛蒙蒙亮，連部高高的木桿上的喇叭就響起了起床號，我們從睡夢中驚醒，快速起床穿衣洗漱，到伙房打點飯隨便一吃，然后扛上鐵鍬，排隊出工。</h3><h3>初春的戈壁灘上干冷干冷（應該在零度以下）的，寒風凜冽，吹到臉上針扎一般，吹透了身上薄薄的絨衣，讓我不停地打冷顫。</h3><h3>我們在排長的帶領下，走長長的一段路，到大田里干“打埂子”的活。就是用鐵鍬鏟挖起土，給條田上壘起一條約40厘米高的橫埂。條田有二三十米寬，兩個人從兩邊不停地挖鏟堆壘拍實……打好一條埂子需要近一個小時，然后再前行打下一條埂。</h3><h3>這活沒啥技術含量，只要用力氣不停地揮動鐵鍬鏟挖就行，但并不輕松，很累，不一會身上就出了汗……。</h3><h3>打埂是為了給條田澆地。過一段時間，等到澆過水后，再把埂子鏟平，以方便拖拉機播種或收割。<br></h3><h3>我到二連后的最初一個月，幾乎每天就是干這個活，我們當時稱之為“鐵鍬挖地球”。</h3><h3>不用幾天鐵鍬就被磨得銀光閃閃，手上皮膚也先是血泡后成死皮老繭。<br></h3><h3>身體也很快結實了有力氣了。</h3><h3><br></h3> <h3>那時間下地干活時，我們常常會遭遇到“沙塵暴”，當時我們叫黃沙風。</h3><h3>——眼看著西面天際的黃云，像一堵移動的有猙獰面孔的巨獸一般，快速滾動著壓過來，不一會便狂風勁吹飛沙走石猛烈吹來，人立刻就被濃濃的黃沙風裹攜推動，根本無法站立……我們只能屏住呼吸，蹲下或躺在田埂邊背風處，用外衣蒙著頭躲避，但還是免不了滿嘴滿眼滿脖領，都被沙土覆蓋侵襲……</h3><h3>就這樣熬呀熬，熬到風沙過去風小一點，再干活。</h3><h3>有時排長如果看風勢太大沒有停頓的意思，也會讓大家返回連隊宿舍躲避，知青們就可以歡呼著返回宿舍，可休息較長點時間。沒有排長的命令，我們是不可以擅自回連隊的。</h3><div>一場沙塵暴過后，人人都是灰頭土臉狼狽不堪。</div><div>連隊也不可能有澡堂，只能是下工后用溫水洗洗臉擦擦身。我們最初還很不習慣，時間長了也就增加了忍耐性，可以十天半月不換衣服，隨便擦把臉涮涮腳就上床睡覺。（當時有說當地人一輩子只洗兩次澡，我信。）</div><h3>很多年后蘭州市區也曾出現了一次這樣的“沙塵暴”，引起無數市民的恐慌和震驚！而我們農建人只是“呵呵”一笑……說，早就領教過了！</h3> <h3>到連隊后的沒幾天，我就知道了這樣一件事：</h3><div>第一批來的鐵一中高二男知青東章成與女知青蔣子芬，二人原為同班同學，來到農建十一師二連幾天后，對這里的一切都極為不滿和失望。于是二人密謀，不惜一切也要逃離這里。</div><div>東章成為了籌集路費，還偷偷地把自己的一床新被子賣給附近“九個井”村的農民，得了9塊錢，看來真是“破釜沉舟，死心拼了”。</div><div>一天夜晚，乘大家熟睡之后，他倆便從宿舍偷偷出來，似逃犯一般出逃，拼著命朝著有燈光的金川鎮方向急行……因為只有那里才有汽車站交通車，才能坐到火車站，才能回到蘭州見到父母親。</div><div>二人跌跌撞撞摸黑走了整整一夜，還沒到金川，人已經是疲憊至極……<br></div><div>第二天一大早，連隊發現有人跑后，立刻派人開著拖拉機追逃。很快他們就被找到了抓住了。視野開闊的大戈壁灘上，好找。</div><div>于是二人灰頭土臉狼狽不堪地被扔在拖斗中，押回連隊。拖拉機順便還帶回一車石頭，用作蓋房子的基石。</div><div>聽到此事后，我的心里象壓了一大塊石頭，感覺非常沉重！</div><h3>（這個東章成，后被調到場部學校當老師，再轉調農建的東大山煤礦，聽說因精神抑郁，不久后便臥軌自殺，令我們知青們唏噓不已！這是后話）</h3> <h3>我們知青都很能體會東章成二人那時的心態和做法。</h3><h3>剛到農建十一師的知青們，每個人的思想都是極其苦悶悲催的。</h3><h3>這當然與農建艱苦的環境、惡劣的氣侯、粗暴的管理等諸多物質因素有關。而更重要的，是個人對前途的失望和理想的破滅，是對社會的不公，分來前明顯的欺騙等精神方面的原因；</h3><h3>想到我們將要在這里生活很多年，甚至要呆上一輩子，每個人都會恐懼萬分不寒而慄！</h3><h3>只是我們在努力克制自己，沒像他們那樣走極端。</h3><h3>知青們看不到前途，看不到未來，尤如被判了無期徒刑，卻又無可奈何。</h3><div><br></div><h3><br></h3> <p>第一次連隊開大會。</p><p>時間為我們到后約第四五天的一個晚飯后，是一場批斗會。</p><p>地點就是我們伙房打飯口的前廳，還不到一間教室的窄小空間里，全連200多號人，老職工，天津知青，蘭州知青，每人坐一個小板凳，亂亂的擠坐了大半間房。</p><p>昏暗的燈光下，煙味汗味體味老羊皮味混雜在逼仄的空間里，娃娃哭大人喊亂哄哄的……</p><p>會前等候時，先是集體合唱了一段當時流行的京劇《紅燈記》中的唱段：</p><p>“謝謝媽！臨行喝媽一碗酒，渾身是膽雄赳赳……”。</p><p>唱罷，指導員易元合講了幾句話后，批斗會就開始了：</p><p>喝斥聲中，批斗對象三個人灰溜溜的走到場前空地，低頭站定。</p><p>一個是“老右派”周Ⅹ禮，一個禿頂老人；二是“壞分子”薛XX，一個瘸了一條腿的中年人，只能半跪著；三是天津青年馮Ⅹ生，據說是因馮在過年期間與一幫知青酗酒后，點煙用火時點燃床上鋪蓋，差點燒了房子釀成火災……</p><p>當然還要捎帶上新來的知青東章成、蔣子芬，和已經逃跑成功的冉軍利三個人，他們是來到二連后最先“逃跑”的蘭州知青，兩個被抓回來，一個跑成了。這給農建榮譽帶來極壞的影響……因各種原因，人沒讓站在前面，已是留了點面子。</p><p>接著是早已準備好的發言者，有知青也有老職工，大聲地歷數罪行指責批判毫不留情……</p><p>這次會，一看就是“殺雞嚇猴”，也真的對我們剛來的知青造成很大威懾！我們知道了農建的“軍紀”很嚴不可違背，眼前的路只有一條——遵守紀律老老實實“接受再教育”。</p> <h3>與此同時，天生坑分場及各連隊也樹起標桿，讓我們這些知青學有榜樣。</h3><h3>這是當時的通行做法及管理方式。</h3><div>二連隊就樹了三位蘭州（鐵一中）青年的榜樣：</div><div>他們分別是：</div><div>“老黃牛”ⅩXX，共青團員，聽話能吃苦耐勞，還會木匠技能，這在連里很吃香；是蘭州知青里第一個被任命當“班長”的人。</div><div>“鐵姑娘”XⅩX，特別干活能吃苦肯出力；后被提拔為排長及營團級干部，還入了黨。</div><div>“養豬標兵”XⅩⅩ，不怕臟不怕累，有力氣肯喂豬。后來也曾在養馬牛豬羊的“雜務”排當過排長，入了黨并推薦上工農兵大學。</div><div>成為“標兵”后，他們多次被團營領導安排回蘭州，給蘭州的各學校學生及家長作報告，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農建師的“美好”，并歡迎他們來農建“屯墾戍邊，建設邊疆”。</div><div>其實我很清楚，他們也并不真心喜歡農場環境，不愿意在農建十一師干一輩子，當時也是權益之計無奈之舉。<br></div><div><br></div><h3>總場里樹的標兵名叫田毅，是一個天津來的女知青，在小井子分場（后來成了武威地區農墾局的干部）。</h3> <h3>我們后來也做過連里的許多活計，平田整地，給大田放水，用木模拖土坯，制作修渠的壁磚，裝卸運糞土，以及用鐮刀割麥子，收苞谷摘棉花等一系列農活。</h3><div>很快就熟悉了連隊工作的方方面面，成為連里的主要勞動力。</div><h3>農場當年的工作制度是，早上8點出工12點收工，下午2點出工6點收工。每天的各項工作都有定額及標準，完不成或做不好是不可以的。</h3><h3>生活休大禮拜，就是每個月逢10號20號30號休息一天，可以睡個懶覺，洗洗衣服。</h3><h3>但到了割麥子，大會戰時，“大禮拜”就被取消，天天上工，大干苦干，直到這項工作結束。</h3><h3><br></h3><h3>連里領導說，農建有制度規定，知青同正規部隊入伍的新兵一樣，初來的一年內，是沒有探親假的。</h3><h3>不可以回蘭州看家人，這是我們感到最痛苦的。為了回蘭州看看，知青們便想出了各種辦法，逃跑是一種，還有讓家里發個假電報說家里親人得了重病什么的，以達到目的。</h3><h3><br></h3> <h3>這是連隊女知青王霞云在農田勞動的照片。</h3> <h3>曾記得，有一次在天寒地凍的季節，我們二個人到離連隊最遠“北四斗”給麥田放水。半夜十二點接班后，一人因故回連，剩下我獨自一人干活。當時我穿著十幾斤重的光面羊皮襖，一手提著馬燈一手拿著鐵鍬巡視放水。</h3><h3>那是在一塊鹽堿地上，啥也看不清我眼又近視，一不小心跌進到一處被水泡成稀乎漿半人深的鹽堿泥潭里，整個人都躺在泥水中，掙扎著出不來，齊膝長的膠靴里也進了泥水，就如同長征時過草地陷入泥沼一模一樣（幸好不是過草地）……最后費盡全力翻過來身，爬著掙扎了一陣才出來。我滿臉泥漿渾身濕透，燈也滅了，鍬也丟了，寒冬天里黑咕隆咚的，慘得無法言說。</h3><div>出來后我坐在田埂上，放聲大哭……哭得真是撕心裂肺驚天動地啊！</div><div>可天蒼野茫的大戈壁灘上，又是大半夜，誰能聽得見……</div><div>后來我把這件事記在日記上，至今難忘！</div><div>這讓我想起了《紅燈記》中李玉和的一句話：有這碗酒墊底，我什么樣的酒都能對付！</div><div>之后我就變的堅強了許多，什么困難也不怕了。</div> <h3>圖為當年用過的馬燈。</h3> <h3>我在連隊生產排期間，還干過平田整地，制磚修渠，運肥撒糞，拖土坯磚，收割麥子等一系列農活。農工就是干這些活的，哪樣都不輕松，不僅需要體力支持，還要經受日曬風吹雨淋，逐漸的我也學會了適應了。</h3><div>記得天津青年總結的“農場四大累活”：收麥子拖坯，蓋房子操X，非常準確傳神。</div><div><br></div><div>剛去時，我特別能吃，一頓飯兩個半斤的饅頭不在話下，湯面條能吃一大盆，迅速胖了幾十斤。</div><div><br></div><div>很快的，幾個月就過去了。</div> <h3>這是知青王大鐳在農建當獸醫的工作照。</h3> <h3>圖為當年二連知青照片。</h3><h3>胡進平，韓振忠，相四喜，孫亞征，王大鐳</h3> <h3>1969年初，中國與蘇聯交惡，在東北邊境發生了“珍寶島沖突”。</h3><div>這件事不僅影響到中國“文革”的走勢，知青政策（“69屆學生就沒有下鄉”），也很大的改變了農建十一師的態勢。</div><div>這年6月，天生坑分場按照國家“備戰備荒”的戰略部署，決定組建四連為“值勤連”，就是成立一個武裝化程度較高的連隊，配備武器，嚴格訓練，以防不測。</div><div>農場知青都是單身，是“值勤連”的最好的人選，二連的很多人被調了過去。記得有陳振西，張二民，徐新生，周喜慶，尹紅等20多人離開了。我因為身體單薄沒被選上，還挺傷心的。</div><div>（農建十一師因此一度還曾改變編制，成為蘭州軍區920部隊，八一農場改為923部隊，二連改為23連。）</div><div>分場那時間還多次組織“拉練”。大半夜的突然吹哨“緊急集合”，還要求每人都必須打好并背上背包行李，到戈壁灘跑上一大圈再回來，一次要好幾個小時，把人累的不成樣子。</div><div>當時還有個口號叫作“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我們連也組織人力挖了“防空洞”，就在連隊院中的東北角位置，挖了有兩米來深，幾十米長的一條地下洞，就類似電影《地道戰》里的那樣，一個轆轤搖車架在洞口上，垂直向下挖。領導指派人輪流挖洞，我也被派去挖過。<br></div><div>后來形勢逐漸不緊張了，挖洞的事也就停了，洞也廢棄了，“拉練”也不搞了。</div><div><br></div> <h3>圖為蘭州知青，</h3><h3>陳學燦，魏富貴，胡進平，陳振西，包錄才，鄧友寒，王義臣。</h3><h3><br></h3><h3>知青排的人，“值勤連”調走一批，之后又陸續的，有人被調到分場去當獸醫、配種員，當拖拉機駕駛員，調分場宣傳隊演節目，連里新建“農業實驗組”也調人。這部分人走后，連里留下來的知青就被重新整編為一個排，我們蘭州知青與天津知青就混編到了一起，成為同班戰友了。<br></h3><h3>我們也認識了解了“天津知青”，他們是早我們兩年的1966年底來農場的，年齡與我們差不多，但體格比我們強很多，農場勞動鍛煉出來的。他們的成分不象蘭州青年這么平均單一都是學生，稍復雜些，有學生也有社會青年，其中有非常優秀非常有歷史背景的人才，據說有位是李鴻章的親孫子。</h3><h3>有文化程度較高的，有修養品味很好的，還有會拉京胡的，會拉手風琴的，會吹竹笛的，會說相聲快板的，還有會修手表的，會蓋房修渠的，當然也有會摔跤打架的……各種人應有盡有。</h3><div>最初時，天津蘭州兩撥知青之間因互相不了解，也產生了一些小糾紛小誤會，打過架。知青混編后，慢慢消除了隔痎，有的還成為很好的朋友，乃至發展成為男女戀人，結婚了。</div> <div>這是蘭州女知青蔣光榮的孩子，兩三歲的她還走不穩路卻不怕狗和狗玩，很奇怪。知青們很喜歡她。</div><div>現在這個孩子應該五十多歲了。</div><div><br></div><div>1969年末，二連又蓋起了第九排土坯房。</div><div>連部房屋整體坐西向東，九排房兩邊整齊排列，中間最底排是伙房和會議室，形成一個“門”字形狀的連部。</div><div><br></div><div>新蓋的第九排房中有一間房的形狀比較“奇特”，是格子屋，即一間房的面積被隔成四間單房，每間房僅四五個平方米。</div><div>這是因為連里出現了新情況，就是有幾位女知青結婚成家又有了孩子，其男人卻不是農場的。她們要喂奶做飯，有小孩哭鬧，便無法在集體宿舍住了。單獨給一間大房顯然又不可能，于是就蓋了這種房型，讓她們單住自己做飯。</div><div>這種房被戲稱“寡婦里”，記得蘭州女知青滕力群，張冰珠，蔣光榮，天津知青周榮甫，劉秀蓮等人都住過這種房。</div><div>這時連里的女知青大都已經20多歲了，到了談婚論嫁的時候。但多數人不敢談戀愛，更不敢結婚，怕再也回不去家了。只有極少數年齡大些的在城里或金川礦找了對象結了婚。</div><div><br></div> <h3>1969年底，我被調到“后勤”排，在積肥班當班長，管了三個人，負責給所有的大牲口圈清理糞便，墊上新土。</h3><h3><br></h3><h3>一年之后，我的思想也逐漸穩定下來，這是無奈的選擇。</h3><h3>大多數蘭州知青應該也是這樣。</h3><h3>我很快就發現，在連隊里，看機井的活不錯，干伙房的活不錯，當“赤腳醫生”活不錯，甚至養豬放羊喂馬的活也不錯，因為可以不用遭受在大田里干活的“冰凍寒風”、“日曬雨淋”和“沙塵暴”乃至受人監督完成定額遵守紀律的嚴苛。</h3><div><br></div><div>我也觀察到，有知青除了好好干活，還常常跑到領導家幫干家務活，給領導送些城里帶來的好東西，以及見到領導主動獻上微笑……諸如此類，為的是留個好印象，便于調個工作，而且往往有效果，得以如愿以償。</div><div>當年的我真的很幼稚沒有“情商”，覺得這些人“掉價”沒人格，我做不到。但現實教育了我，讓我逐漸變得“聰明”一點，我也有樣學樣。</div><div>因為經歷過敲鑼打鼓送你們去下鄉去農林場的“光榮”，也見到了悄無聲無息地留在城里分到工廠的“偷著樂”；見識過會上大講“上山下鄉大有前途”，會下卻收禮吃賄準備把人從農場“辦回來的”虛偽，現實社會的運行就是這樣，你改變不了，只有適應。</div><div>知青們開始了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各自打起了“小算盤”，以便使自己離開生產排，到一個好一點的崗位。</div><div>我也開始好好干活努力表現，為了換個“工種”。</div><div><br></div> <h3>這張照片上是王大鐳和我，二人坐在一匹大洋馬背上。</h3><h3><br></h3><h3>還在飼養班學過喂馬。</h3><div>這是我曾經喂過的大洋馬，一匹叫“俄羅斯”，一匹叫“蘇維埃”，是農建從外地引進的良種重輓馬，很少見。</div> <h3>騎馬人是蘭州知青陳學燦，包錄才。<br></h3><h3><br></h3> <h3>這是我在二連做奶牛飼養員時的照片。這只小奶牛每天跟著我，我給它喂奶，它只認識我不認識它媽媽。</h3><h3><br></h3><h3>我還喂過一年多奶牛，每天放牛擠奶。</h3><h3>連里有四只黑白花奶牛，可以擠出來幾十上百斤牛奶，差不多兩大桶，每斤一角錢，買給連隊職工。</h3><h3>那段時間，是我在農建最逍遙的時光。</h3><h3>每天迎著陽光，把奶牛趕到田里吃草，我坐在陰涼樹下，靜靜地呆著……后來覺得很浪費時間，就拿本《唐詩三百首》背唐詩，或用樹枝在沙地上練寫字，或拿個筆記本寫日記……真的受益不小。至今我還能背100多首唐詩，留下來十幾本日記（今天能寫此文，也與這些日記有關）。</h3><h3><br></h3><h3><br></h3><h3><br></h3> <h3>我們知青在農場的生活。</h3><h3>每月的工資，初中生是25塊高中生是28塊。</h3><h3>知青們都是吃食堂飯，每月42斤定量，基本夠吃飽。伙食很一般，頓頓饅頭加煮菜（每人月僅供四兩清油），夏天好點冬天蔬菜只有洋芋包菜蘿卜；肉很少，連里不殺豬就吃不到，幾個月吃一次。當時有句話，“學老三篇，吃老三樣”。</h3><h3>男知青吃的多點，每月花銷15塊左右，女知青也差不多，稍少點。在管理員馬中祥那里買飯票。2塊一斤主食飯票，42斤定量需用8塊4角，菜金每天2角左右，30天6塊。饅頭半斤一個，素菜5分一份，過年吃肉菜1角5分，紅燒肉5角。</h3><h3>知青如果探親回家或去河西堡吃飯館，要在管理員那里用口糧定額換糧票，甘肅省糧票好換些，全國糧票就很難換到，天津知青回家為此要費些事。</h3><h3><br></h3> <h3>穿的衣服要從家里帶或自己買布做，冬季有時農場里也有黃布類似軍裝的棉衣棉褲買，10塊錢一套，顏色難看不說還不耐穿，常被磨破露出棉花團來，不成樣子。</h3><h3>所以知青們穿的都很破爛糟糕，補丁加補丁的，冬天光身子穿件黃棉襖腰上用麻繩一扎，根本不講形象。</h3> <h3>好像那時間還給發布票，每年一丈多，我們拿著布票可以到分場小賣部扯布做衣服。</h3><div>記得有次到分場小賣部，看到有桃酥買，六兩糧票六毛六一斤，但我的口袋里沒有一兩糧票，連一塊桃酥都買不上，只好失望的咽下口水依依不舍的回到連隊。</div> <h3>那段時間，各個連隊都有自己的宣傳隊，就是把十來個有點“文藝特長”的人臨時組合到一起，利用工余時間排練節目，有時也占用少許正式時間。我也被抽去充個數，因為僅僅會吹幾聲竹笛，連半吊子也算不上，比完全不會的強一點。</h3><h3>連里的知青水平有限，排出來的節目也談不上什么“質量”，無非是唱唱“南飛的大雁，請你快快飛，捎封信兒到北京……”，再做點舞蹈動作之類。為的是分場匯演時湊個數，不是空白。</h3><h3><br></h3><h3>但分場總場師部宣傳隊就不一樣了，他們的演出就像模像樣了。特別是師部宣傳隊，匯集了全師文藝精英人才，聲樂器樂舞蹈道具基本上是專業水平，能演當時八個樣板戲中的許多單場戲，甚至演全場，比武威地區文工團都要強。</h3><h3>我也非常羨慕那些能到營宣傳隊甚至團宣傳隊的“能人”，比如比我高一級的韓振忠等人，他們是能歌善舞，會吹拉彈唱，在舞臺上氣宇軒昂光彩照人地表演，被萬人注目。并且我還真得下決心要學吹竹笛學拉二胡，還終究不是那塊料。<br></h3> <h3>那時知青的業余生活很單調，難得看一次“節目”，沒有書看，沒有體育活動，啥都沒有。</h3><h3>只能是干活，吃飯，睡覺，日復一日，月復一月。</h3><div>偶爾的，分場會有電影看，露天場，記得看過《摘蘋果的時候》，《新聞簡報》，《看不見的戰線》，《列寧在一九一八》等。</div><div>每逢到場部演電影，知青們就很興奮，因為不僅可以看電影，還能會會朋友。</div> 一年之后，知青們有了探親假。每年有12天時間，可以回到蘭州家里，與親人在一起住幾天，說說話。還可以到街上飯館吃頓“大餐”，還記得當年的牛肉面，一碗3兩糧票1角8分。如果幾個農建知青能湊一塊回蘭州，必定要互相串串門，一起逛街，照張像，或是到公園玩玩。這是我們知青感到最幸福的時光，總覺得12天一晃眼就過去了。<div>也能遇到分工廠的同學親友，見到他們身穿勞動布工作服，拿著比我們高一倍的工資，讓我們很羨慕，再看看自己感到有點自悲。</div> <h3>蘭州五泉山留影。</h3> <h3>知青當年精力旺盛，也做過許多現在看起來有點說不出口的事。</h3><h3>比如夏天晚上爬瓜地偷瓜，秋天掰葵花盤，用暖瓶煮毛豆，用柴草燒苞谷洋芋；冬天用燒水壺煮麥子吃等等事，我們都干過。</h3><h3>也有過知青間爭強好勝打賭吃面條，某人一次吃下一斤八兩拌好菜的撈面條，差點沒撐壞人。</h3><h3>有一次我們幾個知青，休息天到附近農村“九個井”小隊，花2元錢買了一只雞，讓老鄉現殺現煮。半個小時后，半生不熟的雞就被啃了個凈凈光……</h3><h3><br></h3> <h3>這是當年《人民軍墾》報記者來二連時，擺拍的一張照片。知青們在田頭表決心，要扎根邊疆一輩子。副指導員劉漢榮主持，還有會計段明義，技術員張秀蓮，天津知青何金香，姜樹信，蘭州知青周春蘭，蔣光榮，老職工趙生壽媳婦等人。</h3><h3><br></h3><h3><br></h3><h3>從1971年開始，農場有了新動向，那就是知青可以上工農兵大學了。一下子點燃了知青們夢想的火苗，似乎看到了希望。</h3><div>當看到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復審相結合的辦法時，也覺得挺好。其實實際操作時根本不是那回事，許多時候就變成利益交換，暗中作事。</div><div>只有很少的知青幸運：記得鄧友寒，劉月明去了西安某大學，好朋友韓振忠去了蘭州水電學校，項光華和包錄才去了黃羊鎮的甘農大，陳學燦和王義臣去了武威畜牧學校……</div><h3>而且好學校都被師里總場的人先期搶走了，到分場到連隊都是農牧之類的。</h3><h3>說是哪來哪去，但沒有一個人再回農建。</h3><h3>我內心是非常羨慕他們的，很想去，但因為出身不好或別的什么原因，我一直都沒有能夠如愿以償地上工農兵大學。<br></h3> <h3>1972年，農建知青又加了工資，初中畢業的從25元加至32元，高中畢業的從28元加到35元。據說是因為這件事：</h3><h3>福建省有個叫李慶霖的小學教員致信領袖，反映他的一個插隊務農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難以及作為父親的無奈。信寄出后，不久后收到領袖的回信，而且寄給他300塊錢“聊補無米之炊”。</h3><h3>這封信促成黨中央國務院對知青政策及時作了調整，改變了當時千百萬知青的命運。</h3><h3>連隊開會也傳達了有關這件事的上級文件，而且也改變了對知青的管理方式。</h3> <h3>記得在1972年春節后的一天，連里開大會傳達中央文件，說林彪為了搶班奪權，多次謀害偉大領袖，還搞了什么“五七一工程紀要”，要武裝分割，最后乘“三叉戟”叛逃蘇修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h3><h3>我們聽到后，驚的出了一身冷汗！怎么會！?</h3><h3>怎么可能！?</h3><h3>那可是我們天天喊的要“永遠健康，永遠健康”的林副統帥呀！是從井岡山就跟著領袖打天下的“親密戰友”呀！轉眼間就成了壞人。</h3><h3>這件事讓我們真的不敢相信！可中央文件又說的那么確鑿，無法不信。</h3><h3>這件事引起知青們極大的振動，也引發了諸多聯想，諸多思考。</h3> <h3>好像在1970年，二連調來兩個老人，六七十歲年紀是兩口子，男的叫喇慶章，女的叫溫碧云。老頭個頭不高眼球稍稍突出，留著有型的小胡子，老太皮膚白晰臉寵精致，一看年輕時就是美人；他們雖己退休，但要負責全連幾個廁所糞便的清理工作，與我的積肥班同“行”，我管牲口他管人口。說有些變調的上海話，見到我時會禮貌地問侯“吃過早點啦”。</h3><h3>后來得知，他們是1961年從上海被發配來的，原國民黨時期政府公務人員，我還見過他舊時“風光照片”裝了半檔案袋。都是在大上海樓宇里照的，西裝革履衣冠楚楚。</h3><div>這樣的人分場也有一批。</div><h3>多年后當我看到張藝謀拍的電影《歸來》里的陸焉識，讓我一下就想起了他。</h3> <h3>馬福元上吊</h3><div>1974年3月的一天，我正在辦公室里寫東西，突然聽到外面有人說，“馬爺上吊了”！我聽到后心頭一驚，急忙跑往豬圈馬爺的住房去看個究竟。看到甄作眾副連長在門口張羅人安排后事，透過半開的門看到，果然人已經沒了，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臉上蓋著一塊白手絹。甄副連長還對我說，馬爺在上吊前幾小時還求他給刮刮頭，他在忙便說等有空再說，結果馬爺等不及了……</div><div>馬爺名叫馬福元，是一個身材高大相貌慈善的老人，那年79歲，早就沒了老伴，孤身一人生活，住在豬圈里的一間小黑房里，自己做飯吃，也不用下地干活，每月連里給15塊錢養老。他人很和善，腰板直挺，走路穩當，見我們知青時會笑一笑，說句玩笑話，特別是對女知青。</div><h3>據說老人原來是軍人，是袁世凱的舊部，只有女兒，女婿是八百軍官，農場組建時帶他來到這里。后來女婿調往酒泉，沒帶他走，他就成了這樣。</h3><div>后來他被葬在“7號井”附近的一塊空地上，因為是自殺，連里沒辦葬禮也沒人送葬，悄悄地埋了。</div><div><br></div><h3>后來我曾到“馬爺”的墳上看，戈壁灘上一個獨零零的土饅頭，沒有墓碑沒有任何訴說。</h3><h3>想想他又想想自己，他被女兒女婿“拋棄”了，他無奈女兒女婿也是無奈，才走了這條路；而我是被社會“拋棄”了，今后的路不知在何方……</h3> <h3>分場里還發生過一起震驚全師的慘案：天津知青高飛云殺人劫財案，導致兩個知青死亡。</h3><div>這是當年永昌縣人民法院的布告（全文）：</div><div>搶劫殺人犯高飛云，男，二十六歲，天津南開區人。</div><div>高犯資產階級思想極為嚴重。一九七五年六月五日，該犯在武威地區永昌農場天生坑分場和同連出納員張少英在分場返回連部途中，得知張背包內裝有職工六月份工資，遂起殺人搶劫歹意，乘張不備，用隨身攜帶的七寸藏刀在張胸、背部連刺數刀，將張當即殺死，搶去人民幣六仟四百元。次日被抓獲歸案。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依法判處高飛云死刑，立即執行。</div><div>據農場領導說，這個高飛云，是天津塘沽來的知青，貧農出身。原為農二師值勤連農工，后調至天生坑分場一連。他一直身體不好，患有嚴重的晚期腎炎和敗血癥等病，長年泡病號不上工，當時兵團醫療條件也很有限，醫生曾告訴他，最長一年。于是他絕望了，干出這件事。</div><div>被殺的那個出納張少英，是一個蘭州老知青。</div><div><br></div><h3>這張布告就貼在分場禮堂前面，大紅印章血紅色。布告上約印有七八個罪犯的姓名及犯罪事實簡述，判決結果，相當于壓縮版的判決書。</h3><h3>真是一場“知青悲劇”！</h3> <h3>說起八一農場的建場史，那比農建十一師還要悠久。資料顯示，其建成時間是1958年元月。</h3><div>當年的蘭州軍區報請國務院批準，組織了軍區第一文化速成中學、第九預備師，西安步兵預備學校800余名即將退出現役的少尉以上、中校以下軍官，在永昌縣天生坑、民勤縣昌寧堡建立轉業軍官農場，初名八一農莊，直屬蘭州軍區領導。即后人所稱的“800軍官”建場。</div><div>只是后來農場歸屬到農建十一師管理，我記得師領導有個叫姚知一的，具體的職位不清楚。</div><div><br></div><h3>而農建十一師建成于六年后的1964年，這年10月，開始做籌備工作。因新疆已建制十個師，由西向東排列，甘肅組建十一師。全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生產建設兵團農業建設第十一師”，師部設在河西重鎮酒泉城東南三公里甘新公路南側，直屬農墾部。</h3><div>在青海建了農建十二師；寧夏建立農建十三師</div><h3>，陜西建農建十四師。</h3> <h3>我在農建的最后兩年，在二連做文書兼出納。</h3><div>一直到1975年11月25日，才離開連隊。</div><div>至此，蘭州知青基本上全部離開了天生坑分場，沒有任何猶豫，沒有絲毫留戀。</div><div>他們在這里，或幾個月或幾年，尤如一場夢，終于醒了！</div><div>當時也不知農建十一師高層接到了什么“最高指示”，決定讓知青走，給他們一條生路。<br></div><div><br></div><div>回顧當年，下去時千軍萬馬一條路，返口時卻是八仙過海各顯其能。不是表現好，就能返回，而是有關系才能捷足先登，最后一批，卻靠了“老天”開恩。下農建時場景大致相同，返回的路卻是因人而異，對多數知青來說，回家的路充滿辛酸和苦難！</div><div>當時連里還有個別知青，因種種原因，無奈地繼續掙扎。</div><div><br></div><h3>今天我在寫此文時，翻開那些記錄知青農建十一師生活的筆記本，以及當年的老照片，好像又回到農建，心情是五味雜陳，難以訴說</h3> <h3>我在農建十一師連隊呆了七年，這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一段經歷，有苦難也有收獲。</h3><h3>這里也不想多說什么。</h3><h3>今天我在想，農建（農墾）事業作為國家的戰略大計，當然需要發展，需要有人來，不用置疑。</h3><h3>但是誰來?怎么來?是個問題。</h3><h3>可以用經濟的方法，用引導的方法，就象現在一樣，自愿選擇。</h3><h3>但絕對不能像當年知青下鄉那樣，不能欺騙，不能強迫，不管是領袖還是政府。</h3><h3>我們之中的絕大部分知青命運，都是不應該承受的苦難，他們始終生活在社會的底層。我們的青春及以后的生活全都給那場文化大革命上山下鄉給毀了。</h3> <h3>我一直主張說真話。</h3><h3>當年的我們這些知青，被時代無情的拋到了農建。如果不愿意，會被強制動員去，你別無選擇。</h3><h3>而另一部分人則根本不需要走這條路，他們也就成為當然的接班人。即便當今有過知青經歷的成功人士，當年也因受父母被迫害的株連而上山下鄉，與其說是鍛煉，不如說是落難。</h3><h3>我對前些年社會上的一些人對上山下鄉時代的自戀式的懷舊，感到悲哀。明明是苦難，非要罩上無比幸福的外衣，作些無病呻吟的回憶。</h3><h3><br></h3><h3>我們當年到農建十一師的經歷，是“文革”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組成部分，真的是沒有任何進步意義的，不僅僅是浪費了時間，白流了血汗，也給知青本人和家庭帶來了重創。</h3><h3>我們應該放飛思想的翅膀，為社會的進步、公平、文明貢獻自己的力量，哪怕是微不足道，但它是一種認識和態度。<br></h3> <h3>這是2015年，我們幾個農建知青的照片。</h3><h3>都已經是快七十歲的人了，老態龍鐘，疾病纏身，來日不多了。可能剛剛發生的事記不住，但對農建十一師的那些事卻永遠忘不掉！</h3><h3>莫說面對那無奈的經歷，等待別人為知青們說真話的那一天，就是要趁我們知青人還在，說出經得起歷史檢 驗的知青自己的呼聲！<br></h3> <h3>僅以此文，獻給曾經在農建十一師有過“蹉跎歲月”，浪費了“芳華”的蘭州鐵一中知青；獻給蘭州的天津的濟南的以及全國各地知青，你們的青春不會白過，你們的血汗不會白流，“歲月有痕”，會有人替你們記錄，替你們說話的。</h3><h3><br></h3><h3><br></h3><h3>（我的這篇“回憶”文章應該是客觀的，但也不能排除主觀因素。如有“冒犯”，乞請見諒！</h3><h3>也請把想對筆者說的話留在“美篇”內，我就可以看到了。）</h3><h3><br></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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