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篇

月光下的背影，

<h3>主要受舊小說舊戲影響，大家都把嚴嵩當作大奸臣，他在這個行列中的身價屬于最高級別，跟趙高、李林甫、秦檜齊名。很多中國人的歷史知識，是從舊小說舊戲里來，我曾經也是。有一套《京劇匯編》，記得三十多冊，里面有成套的列國戲、三國戲、唐宋戲等，我在上小學的時候全部讀下來，還不止一遍，基本上對中國歷史的了解就從這里起步。以后再去讀史書本身，發現不單人和事方面存在不少出入，舊戲的歷史觀更成問題，是非褒貶很值得推敲。這位嚴分宜（嚴嵩是江西分宜人，那時官場上有以籍貫代稱其人的習慣，所以很多書上都叫他嚴分宜）遭遇到的就是這種情況，小說戲劇感染力強、傳播快而廣，以致現在人們一提起他就想當然地相信《打嚴嵩》里塑造的那樣一個人，不再費心去細讀各種史料。<h3></h3><h3>以史書方式規定嚴嵩為“奸臣”的結論，是滿清統治者做出。清代初年修《明史》，最終把嚴嵩列在《奸臣傳》里，從此嚴嵩不得翻身。然而，修撰過程中間，史館諸臣對此有過激烈辯論。阮葵生《茶余客話》記載了這個有趣的場景：</h3><h3></h3><h3>李穆堂紱，記聞最博，而持論多偏。在明史館，謂嚴嵩不可入奸臣傳。纂修諸公爭之。李談辨云涌、縱橫莫當，諸公無以折之。最后，楊農先椿學士從容太息曰：“分宜在當日尚可為善，可恨楊繼盛無知小生，猖狂妄行，織成五奸十罪之疏傳誤后人，遂令分宜含冤莫白。吾輩修史，但將楊繼盛極力抹倒，誅其飾說誣賢，將五奸十罪條條剖析，且辨后來議恤議謚之非，則分宜之冤可申。”穆堂聞之，目眙神愕，口不能答一字，自是不復申前說。</h3><h3></h3><h3>李紱跟嚴嵩有老鄉關系，但他之于明史館“單挑”群僚，卻并非感情用事。一則個性使然，不隨同流合，更因他“記聞最博”，對史事了解較多。所以，就嚴嵩是否入《奸臣傳》一事與大家舌戰時，“談辯云涌，縱橫莫當，諸公無以折之”，都說不過他。然而，當楊椿發表一番議論后，李紱卻突然緘口不言，就此放棄立場。</h3><h3></h3><h3>為什么？楊椿究竟說了什么而令李紱默然？</h3><h3></h3><h3>關鍵就在楊椿提到的楊繼盛事。楊繼盛是徐階門生，他在嘉靖三十二年上疏猛烈攻擊嚴嵩，列出五奸十大罪，這篇文章名為《請誅奸臣疏》。嘉靖得疏大怒，認為表面劾嚴，內里是沖他來的。下獄，嚴刑拷打，三十四年處死。嘉靖晚年，嚴嵩倒臺，再后來嘉靖崩，他兒子隆慶皇帝繼位，“恤直諫諸臣，以繼盛為首。贈太常少卿，謚忠愍，予祭葬，任一子官。已，又從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名‘旌忠’。”——此即楊椿“后來議恤議謚”一語所指。</h3><h3></h3><h3>楊繼盛反嚴之初，即以“奸臣”稱嚴嵩。楊先因此事被被嘉靖殺掉，繼之，嚴嵩又被嘉靖親手搞掉。這樣，否定之否定，因反“奸臣”喪命的楊繼盛就成了忠臣，到隆慶時被表褒，贈銜賜謚，還在保定建了名為“旌忠”的紀念堂。這就是嚴嵩之為奸、楊繼盛之為忠的由來。</h3><h3></h3><h3>本來，這段故事真正主角是嘉靖。他為保護嚴嵩（表面上）殺了楊繼盛，然后，翻手又將當時的保護對象打倒、抄家，使得其中是非大亂。若無嘉靖在世時親手打倒嚴嵩于前，后來隆慶皇帝也不便為楊繼盛翻案，將他從罪人變成忠臣。所以，這里面的忠奸問題，都不過是嘉靖一手策劃。照理說，改朝換代之后，清朝史館諸臣可以不理會明代政壇的糾糾葛葛、恩恩怨怨，全面地考察史實本身，重新給出一個描述。</h3><h3></h3><h3>然而，要命的是，清代皇帝全盤接受了明代官方關于這段公案的結論，并把它作為自己的主張。</h3><h3></h3><h3>順治皇帝曾經專門指示，將楊繼盛事跡寫成戲劇《忠愍記》，還升了劇作者的官。請注意，這部戲劇的名稱就直接取自隆慶皇帝給予楊繼盛的謚號。順治十三年，還以順治本人的名義寫有《表忠錄序》和《表忠錄論》，旗幟鮮明地把楊繼盛樹為大忠臣的典范，對嚴嵩則做出這樣評價：“逆臣嚴嵩父子，盜執大柄，濁亂王家，威福專擅，紀綱廢蕩”。</h3><h3></h3><h3>乾隆皇帝也多次親自寫詩或發表言論，贊揚楊繼盛。他寫有《題楊忠愍集詩》、《旌忠祠詩》等；還親口評論道：“朕幾余詠物，有嘉靖年間器皿，念及嚴嵩專權煬蔽，以致國是日非，朝多稗政。”</h3><h3></h3><h3>清代修撰《明史》，從1645年開設史館，到1739年刊刻告成、進呈皇帝，橫跨順治至乾隆四朝；作為官史，它的編寫，始終處在君主“明加督責，隱寓鉗制”之下。</h3><h3></h3><h3>這就是為什么面對楊椿的質疑，李紱放棄爭論的背景。楊椿的質疑，大部分對李紱不構成問題，比如“將五奸十罪條條剖析”，李紱當不難做到，他先前“談辯云涌，縱橫莫當，諸公無以折之”，顯然已經在這么做，而且很成功。關鍵是這一句：“且辨后來議恤議謚之非”，令李紱醒醐灌頂、恍然大悟——這哪里是辯“（隆慶）議恤議謚之非”？明明是議本朝皇帝已有定論為非。于是，瞬間閉嘴。</h3><h3></h3><h3>我還相信，李紱以外的史館諸臣，不是不曉得把嚴嵩列入《奸臣傳》,有很多值得商榷之處，然而，他們只不過較早明白了嚴嵩非入《奸臣傳》不可的道理，不像李紱那樣死心眼，還需要別人的開導。</h3><h3></h3><h3></h3><h3></h3><h3>回頭再來說嚴嵩到底奸或者不奸的問題。</h3><h3></h3><h3>當時，“倒嚴”乃是一股潮流。在楊繼盛劾嚴嵩五奸十罪之前兩年，沈鍊也曾參論嚴嵩——無獨有偶，開列的罪狀也是十條。沈鍊和楊繼盛，是“倒嚴”潮流中最著名的兩個代表人物，事跡后來被寫進明代的名劇《鳴鳳記》和名小說《沈小霞相會出師表》，聲名益噪，而他們美名傳揚之時，也即嚴嵩遺臭萬年之日。</h3><h3>對此，有幾點先應該交待清楚：</h3><h3></h3><h3>第一、在古代，位居要津的官員受到同僚和下級的攻擊、彈劾，是家常便飯一樣最普通不過的事，甚至從來無人幸免。嚴嵩既非第一個，更不是最后一個。即以嘉靖朝的內閣首輔論，從楊廷和開始，楊一清、費宏、張璁、夏言、嚴嵩直到徐階，全無例外。楊廷和那樣公忠體國，照樣幾次遭到疏劾。楊一清被人以貪污罪名參倒。夏言被參不僅丟官還丟了性命。而榮幸地被海瑞罵過的人，除了嘉靖自己就是徐階。因此，雖然嚴嵩被人罵作“奸臣”確有其事，但不是一旦被罵罪名便成立，也不是罵得越難聽越表明事情真實可靠。</h3><h3></h3><h3>第二、在挨罵的重臣里面，嚴嵩被罵次數最多，聲勢也最大，這也是事實。除沈、楊二位最出名外，起碼還有幾十個官員向皇帝遞過控訴狀。這是不是證明嚴嵩最壞？未必。首先，爬到高位固然顯赫，但同時也要清楚，呆在那兒的基本“工作”之一，就是挨罵；其次，古人一貫“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朝政不好，樞臣必然是頂缸受過者，口水全將吐到他身上，彼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結合這兩點，我們再觀察一下嘉靖歷任首鋪的任期，對嚴嵩挨罵之多之重，當另有所感。朱厚熜在位四十五年,首輔十人。任職僅二、三月者如蔣冕、毛紀，任職不過數年者如楊一清、張璁（斷斷續續，時起時落）、夏言、徐階；唯獨嚴嵩，入閣二十年，任首輔達十五年之久。十五年！若將任期除以挨罵次數，其實跟別人也差不多。</h3><h3></h3><h3>第三、古代政界指控一個人，并不像今天這樣嚴肅，說無實據要負法律責任，會被治誹謗罪。當時著重的往往是一口“正氣”，別的可以不論，這口氣卻一定要充足，摧枯拉朽、勢不可當。為著這股氣勢，可就不在乎犧牲部分真實性了。我們經常見到，古人給政敵開列罪狀，先照著某種有象征意義的數字去比劃——沈鍊、楊繼盛給嚴嵩找到的罪名偏偏都是“十”項，絕非巧合。某種程度上，他們是以“拼湊”手法來構思自己的本章。里面有事實，卻不必全是事實。實際上，當時就有人從第三方立場指出，“（沈鍊）數嵩十罪，俱空虛無實。”這話出自《世廟識余錄》的作者徐學謨。談遷也批評沈鍊大有作秀之嫌：“欲清君側之惡，以視請劍詠（秦）檜，尤為過之”。楊繼盛的“五奸十罪說”，已有近人蘇均煒以長文逐條辨析（算是替李紱做了楊椿要求他做而沒有做的事），結論：“他所指控的，大半空疏無實。”文章寫得很翔實，感興趣的朋友不妨找來細讀。</h3><h3></h3><h3>闡明這三點，接著回答一個問題：嚴嵩是好人么？肯定不是。自從楊廷和內閣倒臺、嘉靖取得“大禮議”勝利以來，皇帝的左右便不再有正人君子。不單嚴嵩不算，從始至終，其他人也都不配自稱正人君子。這并非對他們個人品質的品鑒，實際上，嘉靖的統治方式根本不允許你去充當什么正人君子。我們在前文已舉了很多例子，說明士風大變，諛奉順從乃是朝中基本格調。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這不是個人問題，是風氣問題。</h3></h3> <h3>我們辨析嚴嵩頭上是否應該戴著“奸臣”這頂帽子，不是為他翻案，把他從壞人變成好人、從反面形象變成正面形象。他不屬于什么好人，可是，在好人與奸臣之間，還有著一個寬闊地帶，不能說算不得好人就非得是個奸臣。所謂“奸臣”，是把國家的事生生給搞壞搞糟的人，或至少在這過程里起到相當關鍵作用的人。然而，倘若事情原本就糟糕，他無非順水推舟以求自保，這樣的人，算不算“奸臣”？其次，滿足“奸臣”這個概念，還須一個條件，即弱勢的君主、強勢的臣子。君弱臣強，做壞事的臣子一方才能自作主張，對各種事情起主導作用。比較典型的例子，是“指鹿為馬”的趙高。過去曹操被罵為“奸臣”，也主要是他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嘉靖乃何許人也，他能是黯弱之君么？人們隨口將“奸臣”這樣一種榮譽贈予嚴嵩時，多半忘記抑或不太了解，嘉靖其實絲毫不會留給他成為“奸臣”的空間，在嘉靖手下，大家做不得忠臣，也做不得奸臣，只有做“諛臣”“順臣”這么一個選擇。<h3></h3><h3>因此，替嚴嵩一辯，真實意圖根本不是為他洗污，而是要將長久地障在歷史和人們眼前的那片陰翳驅開——休教一個所謂的“奸臣”，掩蓋了嘉靖之惡！冤有頭債有主，朱厚熜才是腐敗政治、所有的不道德和沈楊之類冤案錯案的真正被告。</h3><h3></h3><h3></h3><h3></h3><h3>中國歷史觀中的“奸臣論”，是一種非常要不得的傳統，是一塊君主專制的遮羞布。它隱含著這種邏輯：功德皆歸于君主，而一切的敗壞、損失和危機，則統統要扔給一二“奸臣”，由他們去擔受罵名。隆慶皇帝一上臺，“議恤議謚”，用空頭表彰和追贈官職，輕而易舉抹去他老子當年對沈鍊、楊繼盛的一手迫害，只剩下那個嚴嵩，可憐地，孤零零地，數百年來佇立在千萬人的唾液之中。改朝換代之后，“非我族類，其心不異”，從順治到乾隆，與隆慶皇帝息息相通，鞏固和加重著嚴嵩的罪名，讓他們的“前輩”嘉靖皇帝繼續逃脫干系。</h3><h3></h3><h3>至于沈鍊、楊繼盛，雖然對他們不應有超越其時代的苛求，卻也不得不指出，他們那樣激烈地指責嚴嵩，客觀上對嘉靖實有開脫的作用，是另一種“逢君之惡”。說實話，“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種行為歷來的副作用極大，對歷史真相的掩蓋非常嚴重；中國歷史上的許多疑點，即以此而生。</h3><h3></h3><h3>離今天不太遠，就有李鴻章這樣一個例子。李背負近代史頭號“賣國賊”罵名幾近百年，直到近一二十年人們才意識到有重新研究的必要。李合肥有此境遇，當初言路上一班只忠于清室和皇權、不忠于時代和真理的所謂“清流”們，難辭其咎。當著李左支右絀、補苴罅漏之際，這些人只會唱高調，用空洞的口號抬高自己，通過損毀實干者，來掩護將天下竊為一己之私、拒絕站到國家根本利益的立場上實行改革的滿清統治者——示弱討好洋人是李鴻章，喪權辱國是李鴻章，似乎將李鴻章從地球上抹去，中國的危機霎時便可迎刃而解。這些所謂的“愛國者”，其實是說著漂亮廢話的誤國者。</h3><h3></h3><h3>當然，嚴嵩和李鴻章不同。對李鴻章，有個重新評價的問題；對嚴嵩，則無此必要。但有一點存在驚人相似之處，亦即，不將嚴嵩之為“奸臣”的真相揭露出來，就是放跑和掩護真正的罪魁禍首。</h3><h3></h3><h3></h3><h3>3</h3><h3></h3><h3>嚴嵩之所以成為現在的嚴嵩，一大半“功勞”要歸于嘉靖。</h3><h3></h3><h3>嚴嵩其人究竟什么樣？他是原來就壞，還是慢慢變壞的？在明清官方一致堅持他為“權奸”的輿論之下，找到很多與此不同的描述不太可能了，但還是可以發現一些蛛絲馬跡。</h3><h3></h3><h3>《罪惟錄》載有一句崇禎末年大學士黃景昉的評論：“嚴嵩雅善詩文，收羅知名士，間能抑情沽譽，有可憐恕者。”此話雖然首先把屁股坐在官方立場上，把嚴嵩的動機說成“沽譽”，但沒有掩蓋嚴嵩尊重人材這一事實。</h3><h3></h3><h3>偶也有人，涉及嚴嵩時有什么說什么，而不藏頭露尾。天啟間大學士朱國楨指出：“分宜大宗伯以前極有聲，不但詩文之佳，其品格亦自錚錚。鈐山隱居九年，誰人做得？大司成（國子監祭酒）分饌，士子至今稱之。”不單說他口碑不錯，還說他確實品格正派（并非別人受蒙蔽），以致可以用“錚錚”形容。</h3><h3></h3><h3>這個朱國楨，原來也極憎惡嚴嵩：“分宜之惡，譚者以為古今罕儷”，但他去了江西之后，卻感到大惑不解，因為在嚴嵩老家，當地人一直對他抱有好感，幾十年過去了“江右（江西）人尚有余思，袁（袁州，分宜縣隸屬袁州府）人尤甚。余過袁，問而親得之，可見輿論鄉評亦自有不同處。”</h3><h3></h3><h3>嚴嵩在故鄉的好名聲，朱國楨是“問而親得之”。略早，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里也記載了同樣的事實：“嚴分宜作相，受世大詬，而為德于鄉甚厚。其夫人歐陽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猶誦說之。”</h3><h3></h3><h3>這些殘存的消息，隱約透露嚴嵩做人有個變化過程——即便是“奸臣”，也是從比較正派慢慢走向邪惡的。朱國楨認為，這變化的分界線，發生在嚴嵩任禮部尚書前后。我們可以做一番查證，有無線索支持他這看法。</h3><h3></h3><h3>嚴嵩在弘治十八年登進士榜，然后做了庶吉士、編修等小官，不久因病去職，返鄉，在鈐山潛心讀書，一讀就是十年。正德十一年，結束讀書生活，重返政壇。他學問和文才很好，可能因這緣故，一直在官方學術或教育機構工作，包括嘉靖元年升為南京翰林院侍講以及該院負責人，嘉靖四年被召到北京任國子監祭酒。截止此時，嚴嵩的履歷很清白，沒有負面議論。沈德潛所謂“為德于鄉甚厚”，可以代表這段時期他的公眾形象。</h3><h3></h3><h3>他仕途的重大改變，發生于嘉靖七年。是年，嘉靖皇帝提拔他為禮部右侍郎。這似乎是正常升遷，連攻擊他的人，也不曾就這次升遷說過對他不利的話。不過，正是這正常的升遷，也許成就了他，也許毀掉了他。第一，他進入了高級官員的行列，離皇帝越來越近，以前不會碰到的事，現在要經常碰到，以前可以不打的交道，現在不得不打，有句話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嘉靖是怎樣一個人，離他近了會怎樣、應當怎樣，可想而知。第二，嚴嵩這個“右侍郎”，不是工部、刑部，偏偏是禮部，前面早已講過，嘉靖的威權是由主抓意識形態而來，六部之中，他一直特別重視相當于宣傳主管部門的禮部，他所重用的好幾個人，席書、夏言，都是從禮部起家，現在，嚴嵩也被安排到禮部，這個官怎么當或能怎么當，不言而喻。</h3><h3></h3><h3>不論是有意往上爬，還是只求穩妥、小心侍候，禮部右侍郎嚴嵩都必須開始熟悉并掌握另一種做人風格。此時，朝中的整個風氣已被歌功頌德所籠罩，嚴嵩很聰明，他不至于搞不清楚“正確立場”是什么。上任不久，嘉靖交給他一項差事：代表皇帝本人，去祭告獻皇帝（嘉靖之父）的陵墓。差畢，需要遞交工作報告。嚴嵩琢磨了皇帝的心理，在奏疏里這樣寫道：</h3><h3></h3><h3>臣恭上寶冊及奉安神床，皆應時雨霽。又石產棗陽，群鸛集繞，碑入漢江，河流驟漲。請命輔臣撰文刻石，以紀天眷。</h3><h3></h3><h3>無非虛構了一些嘉靖特別喜愛的“祥瑞”，說：舉行儀式時，雨收天晴；新立的石碑，當初開采之時就有群鸛翔護，由漢江運輸途中，河水突然變得豐沛……不必說，這些想象很不精彩，甚而可說平庸，嚴嵩寫時自己心里恐怕也有敷衍之感。沒想到，嘉靖讀了居然“大悅”（他實在太愛聽好聽的話，哪怕一望而知是虛妄的）。就沖這幾句，他決定好好“培養”嚴嵩，先把他從右侍郎提為左侍郎，很快，調升南京禮部尚書。嘉靖十五年十二月，禮部尚書夏言成為大學士，嚴嵩同時被調到北京，出任禮部尚書。</h3><h3></h3><h3>到任一年多，嚴嵩就受到一次嚴峻考驗——我們當記得那個“不忠不孝，勇于為惡”的豐坊所發起的獻皇帝“稱宗”的提案，此建議深獲嘉靖之心，隨即交付禮部集議。其實嘉靖主意已定，讓禮部討論、拿出意見，不過擺擺樣子、走走過場，如果嚴嵩知趣，他只應該有一種意見：堅決擁護。可是，此時的嚴嵩，顯然不曾修煉到家，思想改造尚未完成，書呆子脾性沒有盡去。他在禮部主持討論后，這樣向嘉靖匯報：</h3><h3></h3><h3>臣等仰恩圣訓，遠揆舊章，稱宗說不敢妄議。</h3><h3></h3><h3>這句話的口氣很清楚，嚴嵩知道嘉靖想要的結果是什么，他回避明確表示反對，而頗費苦心地以“不敢妄議”宛轉加以搪塞，但意思還是不贊同，理由是：在歷史和經典上找不到依據。當嚴嵩說出這番話時，他跟當初“大禮議”中的反對派，沒什么兩樣，腦子里面想到的，也是典章制度——可以看出，這時他骨子里仍舊是一個不開竅的、講原則的正統士大夫。這真讓嘉靖氣不打一出來。什么“舊章”不“舊章”，還有人跟我講這個？這姓嚴的老東西該不會豬油蒙心了吧？他很生氣地把嚴嵩疏文發回，命“再會議以聞”。這時，幸虧戶部左侍郎唐胄跳出來，救了嚴嵩一命——此人很不識相地上奏，力主不可稱宗。嘉靖正愁無人開刀，卻有送上門的，著即派錦衣衛把唐胄逮起來，削職為民。與此同時，嘉靖親撰《明堂或問》一文，論證獻皇帝可以稱宗的道理。至此，嚴嵩不由冷汗涔涔，悟出險些釀成大禍。他迅速改變主張，拿出了讓嘉靖滿意的答卷。</h3><h3>事情發生在嘉靖十七年，距嚴嵩就任禮部尚書十八個月。換言之，將近兩年的時間，嚴嵩作為正統士大夫的“思想殘余”，還未清除干凈，大大辜負了嘉靖的信任。不過，這似乎是嚴嵩平生最后一次“冒傻氣”，從此不敢造次，一切以悉心揣摩圣上心意為能事。功夫不負有心人，他奇跡般地與嘉靖和平共處十幾年，雖然末了仍不免被嘉靖親手搞掉，但獨占首輔之位如此之久，在嘉靖年間已屬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當然，付出的代價是成為“大奸臣”——這也許是必然的，否則試問：正人君子能與嘉靖和平共處這么久嗎？</h3><h3></h3><h3>當沈鍊、楊繼盛們暢快地抨擊嚴嵩是奸臣，當后人更以置身事外的輕松姿態也用奸臣字眼對他罵來呵去的時候，沒有去探問嚴嵩的內心世界。一個曾經淡然處世、肯閉門讀書十年的人，一個在鄉間、在日常生活中頗為在意自己的品行形象、“為德甚厚”的人，一個受到皇帝賞識和提拔、已在禮部尚書位子上坐了將近兩年卻仍然壓抑不住地冒著士大夫傻氣的人，請問這樣一個人，他的內心世界原本怎樣？能是一個“奸臣”的內心世界嗎？</h3><h3><br></h3></h3> <h3>有的時候，小說（或別的藝術）比歷史更真實，原因就在于，歷史家目光只及于外部行為所構成的外部事件，而失諸對人的心路歷程的探究；相反，藝術家卻不肯只看見和注意結果，他們還忍不住去挖掘背后的隱秘的內心原因、內心邏輯。人是復雜的、能動的個體生命，跟內心豐富性相比，人的行為是過于簡單的一個層面。做什么，是一瞬間的事；但在做之前，卻可能輾轉反側、不知度過多少不眠之夜。歷史只盯住了那一瞬間，將此前遠為漫長的內心斗爭置之不理。歷史從來如此，但顯然是荒唐的。歷史的主體是人，作為主體，只有部分的真實性和表面的真實性被描述，而另一些雖然隱秘卻無疑同樣真實的內容任其缺失，這是一個可怕的黑洞，它會吞噬掉許多東西，將真相弭于無形。<h3></h3><h3>一旦目光越過嚴嵩“專權”十幾年的“奸臣史”，回到嘉靖十七年，回到他最后心有不甘地對嘉靖斗膽說出“稱宗說不敢妄議”的一刻，我似乎被什么東西所震撼。我在里面看到的，是掙扎、痛苦、滄桑與渺小，是理智與道德的激烈沖突，是曾經的信仰與現實的生存之間彼此的煎熬。我不光看到了自我背叛，也看到了從生理到心理的巨大恐懼。</h3><h3></h3><h3>以更高的標準，可以去責備以至譴責嚴嵩，但我愿意放棄這樣的做法。我的問題是，請告訴我嘉靖朝官至這個級別的人中，誰比他做得好一些？我沒有看見。我看見的是半斤八兩，五十步與百步。那末為什么放過其他人、單單譴責嚴嵩？難道就因為他在首輔位置上呆得比別人長得多，在侍奉嘉靖的過程中陪了更多的小心、說了更多的謊話、暴露了更多的卑微和丑惡？</h3><h3></h3><h3>也許是吧。但其他人位子坐得不牢靠，并非因為品質較嚴嵩正派；根本的真相是，相比于別人，嚴嵩不過更善于保護自己而已。以夏言為鏡鑒，會異常清楚地看到這一點。</h3><h3></h3><h3>夏言發跡，與張璁、嚴嵩等一般無二，俱以善窺帝意、巧為逢迎而進。張璁內閣時期，夏言被嘉靖當作制衡張璁的因素予以培植，夏言心領神會，很賣力氣，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表現比張璁更積極，更乖巧。“帝制作禮樂（指更改郊禮、文廟祀典及廟制等），多言為尚書時所議。”“諮政事，善窺帝旨，有所傅（附）會。”“帝每作詩，輒賜言，悉酬和勒石以進，帝益喜。”慢慢地，爭寵中夏言勝出，位極人臣。</h3><h3></h3><h3></h3><h3>夏言</h3><h3></h3><h3>但夏言性格里，有一致命弱點，就是勝利了便驕傲，得志便忘形。當然，這是很普遍的人性弱點，當年張璁亦然。另外，他們兩人還犯了另一個共同的錯誤：對嘉靖的寵信，真的相信；并真的以為自己立下大功，理所當然被皇帝倚重。這比前一個錯誤更要命。他們不知道，來自嘉靖的寵信，純粹是其權術的一部分。首先，嘉靖一貫拉一派打一派，在親手樹立某人威信的同時，立刻著手引入可以牽制、削弱他的力量，過了不久，就用后者打倒前者，使后者取而代之，然后再培植新的“搗亂分子”。這手法幾十年不變，他從不曾真正信任過任何人，或者說，他對某人的“信任”，不過是基于對另一個人的不信任而已。其次，嘉靖深得《老子》“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的真昧，看上去的寵信，對他來說始終是加速其人敗亡的絕佳手段。他甚至縱容和鼓勵志驕意恣、自我膨脹。他用各種小動作來強化權臣被無限信賴的感受：大幅度地升他們的職、授予鑄有特殊表彰詞匯的小銀章、賜詩、故意單獨說一些私密的貼心話……他就這樣誘導別人，讓他們忘乎所以。很奇怪，張璁、夏言本來都是絕頂聰明的人，卻都不曾識破，都上了當。他倆大紅大紫后，犯了一模一樣的毛病：頤指氣使，尾巴翹到天上去了，從而這自己快速倒臺輔鋪平道路。</h3><h3></h3><h3>輪到嚴嵩上臺，這才終于出現一個將嘉靖心思看得比較透的人。</h3><h3></h3><h3>對付嚴嵩，嘉靖的手法沒有改變；仍舊拉一派打一派，仍舊“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對前者，嚴嵩無可奈何，嘉靖是怎樣培植徐階充當對立面，對他實行箝制，他盡收眼底，唯一辦法，只能是小心周旋。他之能逃出張、夏模式，任首輔達十五年不倒，關鍵是做人。某種意義上，嘉靖遇到嚴嵩，才是棋逢對手。嘉靖心法陰柔，嚴嵩也深諳知雄守雌之道。嘉靖設的圈套，嚴嵩一概不鉆，很早就遠遠避開。</h3><h3></h3><h3>或者吸取了張、夏的教訓，或者嚴嵩本人處世哲學使然，總之，嚴嵩是唯一發跡前后做人沒有明顯變化的人。之前他夾著尾巴，之后也沒有“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依然低調，甚至愈加謹慎仔細。</h3><h3></h3><h3>嘉靖不視朝，隱居，但耳目遍布，經常派人秘密打探諸臣動靜虛實。夏言和嚴嵩是重點關注對象。每次得到的情報，都反映說嚴嵩退朝后深夜仍在工作，特別是精心地為皇上寫青詞，而夏言卻往往呼呼大睡。也許嚴嵩有“反間謀”知識，買通了內線；也許并非偽裝，而確實是很小心地對待差事。</h3><h3></h3><h3>至少以下記述，不是出于事先偽裝：入閣后，嚴嵩“年六十余矣。精爽溢發，不異少壯。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嘗一歸洗沐，帝益謂嵩勤。”盡管史官用了所謂“春秋筆法”，語涉譏諷，暗示終于爬到高位，使嚴嵩產生一種與其六旬高齡不相稱的亢奮；但我的解讀卻是，嚴嵩頗知“高處不勝寒”，為此他打起精神，終日悚慎，未敢稍怠。鑒于他的表現，嘉靖特頒發銀質勛章（“銀記”）一枚，上鑄“忠勤敏達”四字。</h3><h3></h3><h3>嚴嵩的戒備是全方位的。夏言敗后，有一年多時間，內閣只剩嚴嵩自己。在別人——例如張璁、夏言甚至徐階——恐咸求之不得，嚴嵩卻坐臥不安。他主動請示嘉靖增補閣員，后者則不予理會。總之，不論嘉靖內心究竟在想什么，他讓嚴嵩獨相一年多。其間，嚴嵩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絲毫沒有翹尾巴。當他再次打報告請求恢復內閣建制，嘉靖很滿意地加以批準，同時還將人選定奪權交給嚴嵩。嚴嵩不曾上當，他謙恭地表示，這件事只應“悉由宸斷”，“伏望圣明裁決……非臣所敢議擬。”</h3><h3></h3><h3>試探與反試探，一直在嘉靖與嚴嵩間不露聲色地展開。二十九年，嘉靖借生日之機，表示要加恩于嚴嵩，封他為“上柱國”。嚴嵩感激涕零然而卻堅定地辭謝了。一切只因那個“上”字，嚴嵩在謝恩疏里這么說：“《傳》曰：‘尊無二上。’‘上’之一字，非人臣所宜居。”這不是嚴嵩神經過敏，事實證明，他洞若觀火。嘉靖聞奏，果然高興，表揚道：“卿敬出心腑，準辭。”</h3><h3></h3><h3>對嘉靖，哪怕一個字眼，也馬虎不得。他就是這種人，摳著每一個字眼來猜忌別人。敘至此，不妨順帶交待一下楊繼盛被殺的真正原因。楊之死，不死于攻擊嚴嵩，而死于其劾章中如下數語：“愿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或詢諸閣臣。”這些言語，不啻說所有人咸知嵩奸，獨嘉靖不知，“世人皆醒爾獨醉”。而“或召問裕、景二王”一句，尤令繼盛死定。其時，太子亡故多年，嘉靖僅余裕王、景王二子，但他遲遲未再立太子，除了對原太子的偏愛之情，身邊道士的“二龍不相見”理論起了很大作用，使嘉靖頗有二位王子與己相克之疑（對前太子的早夭，他大約也會用這理論來反思，甚至視為一個例證）。楊繼盛提到裕景二王，實乃忌之大者，休說嘉靖可以懷疑他與二位王子有什么勾搭，就算不這么疑心，單因“添堵”的感受，嘉靖也不能饒他。</h3><h3></h3><h3>十五年的“信用”，是用十五年的恭順、防別人所不防、忍別人所不忍，以及十五年的豎起耳朵、夾緊尾巴換來的。如此而已。</h3><h3></h3><h3>可以說中國式君主專制，造就了嚴嵩這么一種畸形政治人格，也可以說嚴分宜真正吃透掌握了在朝為臣及折沖官場的不二法門。一碼事。</h3><h3></h3><h3>他的信條就是“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處下，柔弱處上”。他聰明的極致，不在于對君上足恭、巧言令色，充分滿足其虛榮心和統治欲，而在于對政敵、同僚甚至下屬也不惜示弱。</h3><h3></h3><h3>嚴嵩步入領導核心之初，夏言如日中天，但嘉靖以其慣用手法，故意炫示對嚴嵩的欣賞之意。嚴嵩料定皇上的青睞，必招夏言嫉恨，因此，雖然論到科第出身，資歷其實比夏言老，但他把姿態擺得非常低，“事之謹”。一次，嚴嵩特為夏在家中設宴，專程登門詣請，夏言卻連見都不見。且看嚴嵩的做法：他返回府中，并不撤宴，竟跪在為夏言準備的座位前，展開事先寫好的祝酒詞，如對其人，照舊念一遍。事情傳到夏言耳中，“言謂嵩實下己，不疑也。”</h3><h3></h3><h3>嘉靖二十一年，嘉靖又玩“坐山觀虎斗”把戲，先將夏言趕跑，隨即命嚴嵩以武殿大學士入閣預機務，再過兩年，把首輔位子也一并交給他。一退一進、一去一升之間，夏言早就憋了一肚子氣，像只漲紅了肉冠的斗雞。另一邊，嚴嵩屁股還不曾將首輔位子坐熱，翌年底，嘉靖突然重新召回夏言，再把首輔之職交還給他。這樣一種挑撥離間，令夏言視嚴嵩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且他完全錯誤地解讀了嘉靖再任其為首輔這件事，把它看成自己固寵的信號。于是，他變本加厲地排擠嚴嵩，“頗斥其黨”；不僅如此，還搜集嚴子世蕃的罪證，欲予嚴嵩致命一擊。嚴嵩聞訊，二話不說，認栽服輸，率子親赴夏府，“長跪榻下泣謝”。在嚴嵩，忍辱納垢，不恥此行；在夏言，要的則是虛驕心理之滿足，親見對方搖尾乞憐，便覺人生莫大享受，“乃已”。嚴嵩齷齪，夏言假公濟私也很丑陋，彼此彼此；但若論官場角逐，夏言確非嚴嵩對手。</h3><h3></h3><h3>勇于示弱、抑己揚人，是嚴嵩在官場打拼的看家本領。不單對皇上如此，對夏言如此，就連位在其下的徐階，也可以低迴眉目。在其政壇生涯晚期，徐階上升勢頭明顯，出于對嘉靖的“政治操盤技巧”的深刻了解，嚴嵩非常清楚等待著自己的是什么。為此，他完全置顯赫的身分與地位于不顧，就像當年對待如日中天的夏言一樣，也在家中專為徐階擺了一桌。席間，他把家小一一喚出，讓他們羅拜于徐階之前，自己則捧起酒杯，說出這樣一番話：“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乳哺之。”他明知徐階乃自己死敵，口吐此言，并非心中真存指望。但“巴掌不打笑臉人”，示弱總不會錯，有朝一日真到徐階得勢之時，念及今日，下手當不至于太絕。</h3><h3><br></h3></h3> <h3>由這許多的細節，我們無從去想象通常是勢焰薰天、不可一世的大權奸的形象。所謂權奸，可以低三下四、吞聲咽氣、乞憐哀憫么？在嘉靖滴水不漏的掌控下，嚴嵩遠遠沒有達到權奸的地步，也不可能成為權奸。他只是一個小人兼蛀蟲。在權力核心的二十年中間，他總共就做了兩件事：第一，竭盡智慮保全其身家性命；第二，利用職權去撈取一切可能的利益。他從不具備虎豹豺狼的威勢和力量，他僅僅是一只提心吊膽而又機靈的老鼠。而耗子的胸腔，無法長出一顆強悍的心。<h3></h3><h3>嚴嵩一生悲喜劇中，有一個不能不提的重要角色，此即嚴世蕃。嚴氏夫婦育有二女一子，世蕃是嚴嵩膝下可以傳嗣的獨苗。但他對于父親的意義遠不止乎此。此人體肥貌丑，不僅是獨苗還是獨眼龍，但聰明異常，博古通今。嚴嵩才學，在政界已屬翹楚，可比之世蕃，竟多有不及。嘉靖的中晚期統治，采取神經戰術，把政治變作語言游戲，而以隱語大師自居，絕少把話說在明處，隱約其辭讓人去猜，還特別喜歡賣弄學問，做出什么指示，往往夾藏典故，而且是很偏僻的典故。雖然士大夫俱是正途出身的知識分子，飽讀詩書，卻多數應付不了嘉靖，對其旨意的解讀時有偏失。嚴嵩本來腦子就好使，又仗著在鈐山苦讀十年的積累，領會旨意的能力強過同僚，這是他得到嘉靖信用的重要原因。但隨著嘉靖“道行”加深，竟連嚴嵩也漸漸覺得學問不夠用了。于是，嚴世蕃成了他的秘密武器。史載：</h3><h3></h3><h3>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h3><h3></h3><h3>“一覽了然”是聰明博學，“答語無不中”是效果神奇。確實厲害。三番五次如是，嚴嵩根本就離不開這寶貝兒子，以后遇到下屬呈上對皇上交待之事的處理意見，一律說：“先拿去問問東樓（東樓，世蕃別號）。”可是這位東樓成天花天酒地，常醉眠不醒；老嚴嵩縱然急得抓耳撓腮，也得等著他酒醒之后給出意見。嚴嵩的許多惡名，收受賄賂、侵奪人田等，實系世蕃所為，鄒應龍攻倒嚴嵩，首先也是從世蕃這里下手。有子若此，對嚴嵩來說，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成也蕭何、敗亦蕭何。人云嚴嵩“溺愛世蕃”，可能，獨子嘛。但實際上，他們之間，除骨肉父子，還是政治父子。嚴嵩應付嘉靖，少不了世蕃；世蕃也仗著這一點，有恃無恐地胡來，嚴嵩拿他沒辦法。從前面所述可以看出，嚴嵩連嚴世蕃醉酒誤事都管不了，遑論其他？但在這一切的背后，萬萬不可忘記那個躲在西內，用打啞謎的方式與朝臣捉迷藏、施其掌政馭人的心理戰的嘉靖皇帝，萬萬不可忘記將皇帝每一句話都變成至高無上真理的君主極權制度；沒有這樣一種制度，世上本無嚴嵩，更不會有嚴世蕃。</h3><h3></h3><h3>關于嚴嵩的垮臺：再精明的人也有軟肋，嘉靖做皇帝是個高手，一輩子深得“南面為君”訣竅，他唯一犯糊涂的地方，是對道教的迷信。對于道教他陷得很深，是真迷信，不是假迷信，最后連自己的命都搭在這件事上。對于道士，他言聽計從，很少懷疑，包括有人拿黃白術騙他，也不疑。晚年，他信賴一個名叫藍道行的道士。有一天，這道士趁扶乩之機，假充神祇對嘉靖抱怨說，現在朝政不好，是因為“賢不竟用，不肖不退”。嘉靖再問，究竟誰賢，誰不肖？“神仙”（蘭道士）答道：“賢如輔臣徐階，尚書楊博，不肖如嵩。”這一幕疑點很多。雖然史無明據，但玩味個中細節，我總覺得這是精心構思的計策，很可能出自徐階。蘭道士真有憂國之心，朝政不好，他可以批評的地方實在太多，哪一條也比“賢不竟用，不肖不退”要緊，他卻這樣直奔主題，使徐階成為他的批評的直接受益人。其次，最最關鍵的是，利用道士扶乩的機會，離間嘉靖與嚴嵩的關系，是用心極深、針對性極強的一招，甚至借圍棋術語說“只此一手”——嘉靖誰都不信，誰的話都不聽，但不能不信神祇，不能不聽從神的指引。嘉靖果然招架不住，“上心動”，有意擯棄嚴嵩。事有湊巧，不久，御史鄒應龍因為避雨歇腳某宦官家，閑聊之際，宦官把那日情形當作故事講給鄒應龍聽。這鄒應龍乃楊繼盛侄婿，對嚴嵩懷恨已久，聽說此事，立即研讀出嚴嵩寵衰、可以下手的信息，草疏彈劾，以嚴世蕃不法事為由頭，清算嚴嵩。這次，“不倒翁”終于倒地。嘉靖批示是這樣的：</h3><h3></h3><h3>人惡嚴嵩久矣。朕以其力贊玄修，壽君愛國，特加優眷，乃縱逆丑負朕。其令致仕予傳去，歲給祿百石，下世蕃等錦衣獄。</h3><h3></h3><h3>從這份“關于嚴嵩問題的處理決定”來看，嘉靖在政治上對嚴嵩是基本肯定的，甚至說他“愛國”。犯罪、負刑事責任的是嚴世蕃，嚴嵩的責任是“縱容逆子”。為此，給予他勒令退休的處分。也就是說，嚴嵩垮臺時，沒有“奸臣”的罪名；他沒有革職，沒有下獄，沒有充軍，沒有殺頭，而只是退休——這是極普通的一種處分，在明代歷朝重臣中，司空見慣，多如牛毛。</h3><h3></h3><h3>可以說，嚴嵩垮臺既有些偶然，嘉靖的處置也比較尋常，絲毫沒有“一舉粉碎”的重大色彩。不過，從另外一些方面看，又有許多必然性。由下面一個時間表，約可看出端倪：</h3><h3></h3><h3>嘉靖二十七年正月，罷免夏言，嚴嵩第二次任首輔。三月，夏言下獄。十月，夏言被殺。</h3><h3>嘉靖二十八年二月，進徐階為禮部尚書。</h3><h3>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徐階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h3><h3></h3><h3>這個時間表，極典型地將嘉靖對政局的操盤手法表示了出來。利好、利空，買進、賣出，垃圾股、績優股、潛力股……一目了然。該拋盤時，毫不留情；該拉升時，手法凌厲；看漲時已為將來出貨做好準備，并預先選下替代品種。夏言剛被殺，嚴嵩剛失去對手并坐穩了首輔的位子，嘉靖馬上著手為嚴嵩培養對立面，甚至提拔軌跡都如出一轍——第二年，徐階被任命為禮部尚書，第四年從禮部尚書過渡到內閣，完全是當年夏言、嚴嵩升遷路線的再版。毫無疑問，早在嘉靖二十八年，徐階的出現，就意味著嘉靖已經為嚴嵩安排好了后事。</h3><h3></h3><h3>唯一的意外是，包括嘉靖本人在內，都不曾預見到嚴嵩這只“強勢股”堅挺了如此之久。他太會炒作自己，不斷對嘉靖構成新的“題材發現”，不斷制造新的利好，以至于讓嘉靖這樣一位喜新厭舊、酷愛“短線作戰”的玩家，始終難以割舍。直到嚴嵩罷相后，嘉靖猶意惹情牽，下令群臣有關嚴嵩的事情到此為止，不準再起波瀾。嘉靖之與嚴嵩，一直不能擺脫特殊的喜憂參半的矛盾心理。嚴嵩的恭順、稱旨，無人可比，對此，嘉靖發自內心地喜愛。但另一面，稟性、嗅覺和對權力本質的獨到解讀，則使他實在不能放松警覺，即便對嚴嵩一百個稱心，他也還是會去挖其墻腳、摻其沙子，找人作梗，培植銷蝕嚴嵩影響的力量——徐階的價值即在于此。他一面做出“浸厭”嚴嵩、“漸親徐階”的姿態，鼓勵后者對嚴嵩發起挑戰，一面又在徐階指使同黨頻頻攻擊嚴嵩的情形下，對嚴嵩表示寬容，“不問”、“慰留”。嘉靖希望在這鷸與蚌之爭中間，獨自得利。</h3><h3></h3><h3>嘉靖機關算盡，卻未能使勢態盡如己愿。因為任何事情總有慣性，到一定時候，必然無法控制。徐階由挑戰嚴嵩的鼓勵中所形成的野心，最后實際上超出于嘉靖想要的分寸之外，變作一種獨立的能量。談遷說：“（徐階）陰計撓嵩權者久矣。”不達目的，勢不罷休；但能達到目的，則不擇手段。嘉靖四十年，嘉靖日常起居之地永壽宮毀于火，他打算再建新宮。嚴嵩作為當家人，了解財政狀況難以支持這樣的工程（嘉靖多年來在這方面已花費太多），但他一時糊涂，竟提議嘉靖遷往曾經幽禁過英宗的南城齋宮，嘉靖很生氣。徐階抓住這個機會，支持修建新宮，大獲嘉靖歡心。在這件事上，嚴嵩沒有愧對職守，徐階的表現才更像一個奸臣。從此，嘉靖的天平嚴重傾往徐階一邊，要事基本不問嚴嵩。積聚在徐階心中必欲取嚴嵩而代之的欲望，最后化作刻骨銘心的仇恨。我們都還記得前面提到過嚴嵩發現漸漸失勢時，宴請徐階，命家人羅拜于前乞憐的舉動。徐階是怎么做的呢？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從流放途中逃脫的嚴世蕃，潛回老家后重新被捉。徐階及其黨羽決心不再縱虎歸山，他們精心草擬起訴書，一定要置嚴世蕃于死地。但是，當徐階接到訴狀時，卻怪聲問道：“諸位莫非想救世蕃？”大家都搖頭，徐階指著訴狀說：“沈、楊之案，嚴嵩都是依旨而辦，你們把重點放在這里，是暴露圣上的過失，結果不是救世蕃一命是什么？”一邊說，一邊“為手削其草”——親自動手改寫訴狀，刪去有關沈楊之案的內容，著重敘述嚴世蕃收受倭寇首領汪直賄賂、聽信所謂南昌有“王氣”之說而建宅于茲等謀反情狀。嘉靖看了訴狀，震怒，“遂斬于市，籍其家”。</h3><h3><br></h3></h3> <h3>嚴嵩與夏言之間，徐階與嚴嵩之間，從來都不是什么正義與邪惡的斗爭。他們，同屬于被嘉靖驅趕到權力這座角斗場上進行你死我活的表演的角斗士。為了生存，殺死對方，是他們唯一的選擇；為了這個目的，必須無所不用其極。嚴世蕃腐化墮落、橫行于世，確有其事，若論謀反之念，他并非其人。徐階知道唯此方能必置之于死地，便捕風捉影加以構陷。在徐階上報的材料中，嚴府被指控非法搜刮聚斂了天文數字的財產：“黃金可三萬余兩，白金二百萬余兩，他珍寶服玩所直又數百萬。”然而實際籍沒所得，遠低于此數，甚至連零頭都不足。嘉靖后來曾親自過問此事：“三月決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財物尚未至，尚不見。一所巨屋只估五百兩，是財物既不在犯家，國亦無收，民亦無還，果何在耶？”再到以后，無法交差的徐階也不得不承認，籍沒財產數字確有夸大，原因是“逆黨”口供亂加“指攀”。到萬歷年間，普遍認為有關嚴氏父子“巨貪”的說法并不屬實，左都御史趙錦指出：<h3></h3><h3>（嚴案）虛上所當籍事，而其實不副，則又株連影捕，旁摉（通“搜”）遠取，所籍之物強半出于無辜之民。</h3><h3></h3><h3>這是趙錦在萬歷十二年四月，張居正被抄家時，不愿嚴案的前車之鑒重演，專給神宗（萬歷）皇帝上的奏折中講的話。奏折還指出：經查明，連嚴世蕃所謂“謀反狀”也屬莫須有（“今日久事明，世蕃實未有叛狀。”）。由此可知，當初徐階用來使嚴氏父子身敗名裂的兩大主要罪狀，大體都是捏造。趙錦是正直的人，他非但不是嚴黨，恰恰相反，當年在嘉靖朝，他是最早起來疏劾嚴嵩的官員之一。但他并不因為自己反對嚴嵩，而認為可以用捏造手法去陷害此人。尤其當事實證明徐階替嚴嵩編造的巨額財產純屬子虛烏有之后，趙錦替嚴嵩感到了不平，他在去貴州就任途中，經過分宜，“見嵩葬路旁，惻然憫之，屬有司護視。”他牢記住這教訓，當張居正垮臺同樣遭人傾陷時，他站了出來，抗議。這樣，神宗才允許給張居正家留空宅一所，田地十頃，用以贍養張的老母。</h3><h3></h3><h3>趙錦，鑒證了正直人格的存在，但在嘉靖以后，這種人格日益稀少。</h3><h3></h3><h3>嚴嵩的故事，無非就是一幕卑微、卑劣人格的悲喜劇。從男一號嚴嵩，到男二號、男三號、男四號夏言、徐階、嚴世蕃……遵循劇作家兼導演朱厚熜先生的安排，共同講述和演繹了自嘉靖年間始大明士夫階層冠冕蕩然、名節淪喪的主題。在這臺波瀾壯闊的大戲之外，尚出演過無數不為人知的同主題短劇、活報劇、小品——就像嘉靖間作家宗臣《報劉一丈書》描述的那個不知名的“朝夕候于權者之門”的小知識分子官吏。雖然對于那樣一個制度、那樣一個社會，這一點點的墮落，就其本質無傷大“雅”，談不上把一個好制度變成壞制度、把好社會變成壞社會。但畢竟，帝制中國的相對的正義性，確實是靠儒家倫理來維持的，也確實把相當的希望寄托在士大夫砥礪名節的操守基礎之上，如果這僅有的保障不復存在，這社會就真的連一丁點的理性也泯滅了。</h3><h3></h3><h3>嚴嵩從“小人物”（出身于所謂清寒之士即窮讀書人家庭）始，以“小人物”終（廢為平民和抄家后，“寄食墓舍以死”）。不單命運和遭際，在精神上，此人骨子里從來是小人物，天曉得世人怎會認為這樣一個人配稱一世奸雄。讀其史傳，我看到的是一個人提心吊膽、擔驚受怕、隨時可能掉入陷阱也因此隨時準備反咬一口的一生。</h3><h3></h3><h3>他不過是嘉靖掌中興致盎然戲弄來戲弄去的一只耗子。</h3><h3></h3><h3>我們記得，嘉靖有一只心愛的“獅貓”，它的死，讓嘉靖很傷心，當袁煒以“化獅為龍”的創意來紀念它的死時，嘉靖欣慰異常——他一定很欣賞這只“獅貓”戲耍獵物的性性和本領，而引為同調。</h3></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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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篇

月光下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