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圍城》的另一種解讀（二）

老劉

<h3>　　夏志清教授在《中國近代小說史》中稱錢鐘書先生的《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jīng)營的小說，可能亦是最偉大的一部”。“最有趣”是毫無疑問的，小說中那種恣意汪洋的“錢氏幽默”把各種人物性格刻畫得入木三分、丑態(tài)畢露，一連串精妙的比喻和優(yōu)美的文字把一個簡簡單單的故事?lián)]灑得風生水起。錢先生深厚的中西文學功底和駕馭文字的能力，縱觀近、現(xiàn)代，幾幾乎無人能出其右。<br></h3><div>至于“最用心經(jīng)營”，我倒是有點不同看法。首先聲明：本人才疏學淺、孤陋寡聞——這絕不是謙詞——難道還有人比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嗎？只是多次拜讀錢先大作后，總感覺有些東西如鯁在喉，不吐不快，所以也就顧不得自己的淺陋了。</div><div> 盡管高爾基說“文學即人學”，但是人是永遠脫離不了時代和社會生活的人。甚至我斗膽斷言，社會化了的人只能是一定時代的產(chǎn)物，個人的思想更是一定時代社會思潮的投影，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人是無法超越時代而獨立存在的。所以僅僅對人的刻畫是遠遠不夠的，眾所周知，社會和人（人性）恰如一枚硬幣的兩面，對社會的精細解剖和對人性的深入考量，是每一部文學作品應(yīng)盡的使命，一部偉大的作品即是一個時代的真實再現(xiàn)。</div><div> 《圍城》對人性的考量可以用“淋漓盡致”四個字來概括，但是對時代的把握和反應(yīng)卻未必恰當。我們來看這個故事發(fā)生的時代及梗概：故事開始于“這是七月下旬，......，因為這就是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的一艘從歐洲駛向中國上海的遠洋客輪，留學歐洲四年獲得“博士學位”的主人翁方鴻漸“載譽歸來”。在船上的一番荒唐行徑后他回到上海、資助他留學的“前岳父”家，此后混跡于前岳父開設(shè)的“點金銀行”一年余，在此期間他結(jié)識了幾位“朋友”，其中包括對他后來生活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趙辛楣，同時也發(fā)生了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愛情破滅之后，方鴻漸和幾個“朋友”奔赴內(nèi)地（湖南平城）國立三閭大學教書，在教書期間，方鴻漸鉆進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圍城”——婚姻。一年后遭到大學排擠的方鴻漸帶著妻子孫柔嘉回到了上海。此后半年，一地雞毛的家庭生活困窘壓迫得他喘不過氣來，終于他選擇了逃離。“整部小說的閱讀感受就好像一次長途旅行，先是有說有笑，流連窗外景色，繼而開始沉默沉悶，最后列車被黑暗的隧道吞沒，永遠也駛不出來……”（金宏達主編：《錢鐘書評說七十年》。）</div><div> 很顯然，故事發(fā)生在1937年7月到1940年初的上海至平城再至上海，這個時候的中國大地上發(fā)生了些什么呢？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fā)，日軍大規(guī)模瘋狂侵華戰(zhàn)爭開始；7月底，北平、天津相繼淪陷，日軍旋即向華北大舉進攻；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國民政府下達全國總動員令，調(diào)集七十萬大軍投入淞滬戰(zhàn)場，11月12日，淞滬陷落；12月，國民政府首都南京淪陷，日軍展開了滅絕人類的瘋狂大屠殺；1938年1月至5月，徐州會戰(zhàn)，中國軍隊傷亡合計約6.5萬余人。為阻止日軍南下，中國軍隊炸開黃河花園口大堤，最終形成了跨越豫、皖、蘇3省44個縣的黃泛區(qū)。直接淹死和餓死的百姓多達89萬人，豫、皖、蘇三省共計44縣市被淹，受災(zāi)面積2.9萬余平方公里，受災(zāi)人口1000萬以上，390萬人背井離鄉(xiāng)；6月至10月，空前激烈的武漢會戰(zhàn)，中國軍隊傷亡40余萬。···，我不想再羅列下去了！我只想問一句，這么多就發(fā)生在身邊的關(guān)系到種族存亡的事件，那群生活在“孤島”上的“精英階層”怎么就產(chǎn)生不了一點影響？一點憤怒？一點吶喊?一點作為？故事中除了蜻蜓點水式地提及了幾下日軍的轟炸外，我看到的只是一群無聊的“上流社會”們，在那里炫耀著它們無病呻吟的悲苦和行尸走肉般生活的優(yōu)越感。即使他們在奔赴三閭大學的途中所受磨難，也不過是一次略經(jīng)風雨的田園游歷，就如同吃慣了大魚大肉的人，偶爾品嘗一次咸魚小菜，便有了大嘆苦經(jīng)的資本。三閭大學的生活則充斥著爾虞吾詐、勾心斗角、拉幫結(jié)派，人性的“惡”洋溢在枯燥又平靜的生活里。重新回到上海的方鴻漸，也僅僅是在家庭的漩渦中沉浮，整日周旋于那些雞零狗碎的家庭矛盾不能自拔。</div><div> 任何時候，人以及一切生物的第一等大事便是生存，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是人能夠意識到個體的生存意義遠遠小于群體的生存、更小于種族的生存。當種族的存亡到了關(guān)鍵的時候，當救亡圖存成為時代最強音的時候，他們還依然躲在并不安全的“安全島”上或“大后方”過著冷漠的“兩足無毛”的生活，這種心態(tài)也過于“超越”而不真實了吧？這樣的超越令人不得不對作者的心態(tài)產(chǎn)生質(zhì)疑。盡管錢先生強調(diào)，“在這本書里，我想寫現(xiàn)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一類人，我沒有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但是，故事發(fā)生在那樣的時代，而錢先生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是在1944年至1946年的上海“租界”，也正恰恰處在種族危機的緊急關(guān)頭，一個如此睿智的學者怎么會對種族和社會危機抱如斯冷漠的態(tài)度呢？全書共24萬余字，錢先生何獨吝惜“抗日”二字？夏教授所說的“最用心經(jīng)營的小說”是指錢先生“最用心”避開這兩個字而經(jīng)營的小說嗎？</div><div> 書中大約有兩處提及到對抗戰(zhàn)的態(tài)度，一件是一二八事變后，方鴻漸的父親率一家老小逃難到上海。錢先生寫到：“方老先生因為拒絕了本縣漢奸的引誘，有家難歸，而政府并沒給他什么名義，覺得他愛國而國不愛他，大有青年守節(jié)的孀婦不見寵于翁姑的怨抑。”這里的調(diào)侃和挖苦未免顯得刻薄得令人心寒了！無論如何，“拒絕了本縣漢奸的引誘”總是值得肯定的。第二處是方鴻漸重回上海任職于“華美新聞社”時，發(fā)生在身邊的一件事：當他得知他的同事沈太太的丈夫接受汪偽政權(quán)職務(wù)時，“他驚疑不已，到報館一打聽，才知道她丈夫已受偽職，她也要到南京去了。......他回家跟太太討論這件事，她也很惋惜。不過她說 ‘她走了也好，我看她編的副刊并不精彩。’......。”不過是“惋惜”，甚而“也好”，難道當時上海的知識分子能夠這么超然地看待甚至認同“接受偽職”？我不知道錢先生在這里有什么深奧的隱喻，我看到的僅僅是方鴻漸們以及錢先生的冷漠！</div><div>有人說錢先生筆下的知識分子是“偽知識分子”，以我這點可憐的觀察力來看，他們根本就不是“知識分子”，所以也就不存在“偽”這一說了！</div><div> 所謂“知識分子”應(yīng)該是社會良心，是具有理性思維和責任擔當?shù)碾A層。他們不僅僅天生地懷有對社會的批判意識，更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以天下為己任的高貴情懷。</div> <h3>錢鐘書（1910年-1998年），江蘇無錫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鐘書，字默存，號槐聚，曾用筆名中書君，中國現(xiàn)代作家、文學研究家，與饒宗頤并稱為“南饒北錢”。 1929年，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1932年，在清華大學古月堂前結(jié)識楊絳。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一文獲牛津大學艾克賽特學院學士學位。1941年，完成《談藝錄》《寫在人生邊上》的寫作。1947年，長篇小說《圍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58年創(chuàng)作的《宋詩選注》，列入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1972年3月，六十二歲的錢鐘書開始寫作《管錐篇》。1976年，由錢鐘書參與翻譯的《毛澤東詩詞》英譯本出版。1982年，創(chuàng)作的《管錐編增訂》出版。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時38分，錢鐘書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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