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br></h1><h3>1</h3> <h1><b><br></b></h1><h1><b><br></b></h1><h1><b>他把一生奉獻給了土地</b></h1>——記我的大舅魯如坤教授<h3></h3><h3><br></h3><h3>在我很小的時候，就看到家中的相冊里，有一張讓人印象深刻的照片。大大的照片上，背景是蘇聯(lián)首都莫斯科的紅場，遠處有一座頂著幾個“洋蔥頭”式屋頂?shù)臇|正教教堂，十分惹眼。更重要的是，紅場上站立著一位身穿毛領大衣、戴著金絲邊眼鏡、看起來儒雅斯文的中國青年男子——那一刻我得知，那是我的大舅啊！</h3><h3>后來我得知，我的大舅魯如坤，是1957年被國家選派到蘇聯(lián)科學院土壤研究所進修《放射性同位素在土壤農(nóng)業(yè)化學上的應用》的中國留學生。那張照片，是他在參觀完列寧、斯大林墓以后，在紅場的留影。</h3><h3>也就是在那一年的11月，毛澤東主席訪問蘇聯(lián)。在莫斯科的一座大廳里，毛主席微笑著對在場的數(shù)百名中國留蘇學生說道：“世界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象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留學生們歡呼雀躍，而我的大舅，就在其中。毛主席的話，深深影響了大舅那一代新中國第一批青年知識分子。在蘇聯(lián)，他如饑似渴地吸吮著科學知識，期待著奉獻祖國。</h3> <h3><b>少年時期的大舅</b></h3> <h3></h3><h3><br></h3>其實，大舅立志以科學報國，還遠遠在此之前。<h3>大舅出生于1926年，在他十一歲的時候，家鄉(xiāng)河南省永城縣就成為了日寇侵華的淪陷區(qū)。他的父親、我的外祖父魯雨亭，時任永城抗日縣長。永城淪陷后，他冒死在芒碭山麓拉起游擊隊，后毅然加入了新四軍，任新四軍第六支隊第一總隊總隊長。支隊司令員是彭雪楓將軍。1940年，魯雨亭烈士在與日寇的激戰(zhàn)中壯烈殉國！</h3><h3>此時，大舅正跟著他的爺爺魯紫銘先生，逃難在四川萬縣。顛簸流離途中，前清秀才出身的曾外祖父，在極為艱苦和困難的情況下，想盡了辦法，堅持讓幾個孫兒、孫女上學讀書，沒有讓他們失學！</h3><h3>1938年，大舅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入了遷到萬縣的原南京金陵中學，在從四川到陜西的流亡途中，在作為廟宇的窯洞中，完成了高中學業(yè)。</h3><h3>在中學時代，思想進步的大舅就常常和同學們議論抗戰(zhàn)局勢。1940年1月，大舅在寫給遠在豫皖蘇邊區(qū)抗日前線的父親的信中寫道：</h3><h3>“父親：前接來信，欣喜異常，因準備大考，未克奉稟。........前聽爺爺說父親再接再厲，百折不撓，忍耐辛勞，不懼艱苦，真使兒興奮萬分，也就是抗戰(zhàn)勝利的象征！現(xiàn)在敵人泥足深陷，愈陷愈深，將來勝利必屬我國......”</h3><h3>然而，這一封寄托著無限希望和濃濃父子情的家書到達新四軍的時候，他的父親魯雨亭烈士已經(jīng)犧牲兩天了！信，是由彭雪楓將軍代為啟封并回復的。</h3><h3>慈父遠走了，他終生報國的遺志，大舅傳承了下來。</h3><h3>1946年，大舅被中央大學、同濟大學、暨南大學同時錄取。怎樣選擇？爺爺魯紫銘為他分析：“同濟大學電機系，是德國人辦的，入學后要先讀一年德文，畢業(yè)也也要晚一年，學費也要多交一年；暨南大學是化學系，屬于基礎學科，而在此時的中國，還沒有條件發(fā)展；中央大學是農(nóng)業(yè)化學系，而中國將來最大的問題是農(nóng)業(yè)，吃不飽肚子，什么都無從談起！”而大舅也想，“要使吃不盡苦頭的農(nóng)民與現(xiàn)代科學發(fā)生聯(lián)系”，“當為農(nóng)夫溫飽盡責盡力！”遂選擇了中央大學農(nóng)業(yè)化學系。</h3> <h3></h3><h3>新中國誕生后，1950年，他大學畢業(yè)，被分配到中央地質調查所土壤研究室任實習研究員，并于1953年，與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土壤學家李慶逵合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科學著作《土壤分析法》。留蘇回國后，他被調入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工作。<br></h3><h3>大舅回國不久，我國就遇到了三年自然災害。盡管周恩來總理下令要“保專家口糧”，但家里吃的最多的，還是窩窩頭和菜團子，許多人患了水腫；偶爾國家給專家們發(fā)一點“食品券”，憑券可以在商場里買到“高級餅”，可那餅，“高級”得硬比青磚——就是在這樣的日子里，大舅還是抱著不滅的理想，堅持科學研究，深入到農(nóng)村、農(nóng)田里，潛心研究，并于1962年出版了《我國南方幾種水稻土的磷肥使用問題》的專著。</h3><h3>1966年，文化革命又來了，中國科學院成為“重災區(qū)”，科學家和知名學者受到迫害和排擠，魯如坤教授也受到?jīng)_擊，研究室的工作被迫停止，分析儀器無法使用，大舅被送到江蘇省一個叫竹鎮(zhèn)的地方，接受“勞動教育”，“早請示、晚匯報”，“斗私批修”，寫檢查......而他，還借著寫檢查的工夫，整理研究筆記。</h3><h3>文革的噩夢終于結束，盼來了“科學的春天”，大舅終于又回到了土壤研究所，在那幢他耕耘了五十個春秋的三層小白樓里，繼續(xù)從事他心愛的研究工作，“送走了歲月，留下了成果”。</h3> <h3><b>1978年，魯如坤教授意氣風發(fā)地走進全國科學大會會場</b></h3> <h3><b>新西蘭報紙報道中國科學家魯如坤來訪</b></h3> <h3>在這里，他領導的研究室完成了國家九五攻關專題、國家基金重點項目、中法政府間合作項目等；在這里，他指導中外學生學習進修，培養(yǎng)了一批又一批農(nóng)業(yè)科學人才；從這里出發(fā)，他奔赴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古巴、菲律賓、越南、墨西哥等國家，開展國際間科學研究合作；在這里完成的《我國主要類型土壤中磷鉀微量元素的含量及有效施肥養(yǎng)分狀況》、《中國磷礦農(nóng)業(yè)利用研究》、《土壤磷素性質和磷肥品種對作物生長的關系》等研究成果，相繼獲得了全國科學大會重大貢獻獎、國家科技進步獎、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等獎項；他出版學術著作二十余種，古稀之年，還在進行科學研究工作，為我國農(nóng)業(yè)大面積施用磷肥與磷肥工業(yè)的快速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大舅本人，曾任全國青聯(lián)委員、出席全國科技大會、科學規(guī)劃大會，成為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獲得專家、榮獲中國科學院“七五重大任務科研先進工作者”等光榮稱號；曾擔任中國土壤學會秘書長；出任國內(nèi)外多家權威科學期刊的編委；連續(xù)兩屆擔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評查組委員；被提名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多次受到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葉劍英、華國鋒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h3> <h3>有一天，他的小孫女問他：“爺爺，你是一個科學家，你說，怎么樣才能成為一名科學家？”</h3><h3>大舅想了想，回答她：“堅持。無論什么情況都要敢于堅持，這是作為科學家最重要的品質，這也是一個普通人成長為一名科學家的最重要的東西。”</h3><h3>十多年前，在大舅近八十歲的時候，我看到一本大舅寄給母親的他作為第一作者的科學著作。書是綠色封面的，用英文著述，書名是《Partially Acidulated Phosphate Rock》(部分酸化磷肥研究)。這是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與法國農(nóng)業(yè)研究發(fā)展國際合作中心中法政府間合作項目的成果。</h3> <h3>去年，大舅91歲了，精神矍鑠。他過完了生日，我們收到了一本薄薄的回憶錄：《記錄那些過往的歲月》。回憶錄冊頁的底色是悅目的土黃色，里面的文字和照片都非常簡單，一如我們對大舅的印象：儒雅，親切，總是微笑著，不多言。</h3><h3>在回憶錄的《序》里，有這樣的幾行文字：“生命劃過歲月的云鬢，吹拂起思念的絲弦......住進了高樓大廈，卻總懷念老屋中隨意的溫馨往事；面對滿桌的飯菜，卻總回憶小時候啃過的饅頭......”</h3><h3>大舅遠在南京，但讀著這句子，體會著句中蘊含的情愫，倒讓我仿佛看到了他：身在當代，思在未來，情在過往......</h3><h3><br></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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