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浩田||我的娘親

許永杰

今天，特編輯遲浩田《我的娘親》一文，讓我們透過上將飽含深情的字里行間，來感受一位平凡母親純樸的家國情懷。 我的娘親 文/遲浩田 　 在吃不飽飯的年代，母親堅持把我送進學堂 我出生在膠東一個貧窮落后的小山村。母親一共生了11個孩子，其中4個夭折。我在男性中排行老三。 家里人多物薄，我小時候的記憶就是窮，“家徒四壁”的矮屋和“糠菜半年糧”的日子。我家孩子那么多，一人一張嘴就是無底洞。父母每天日出而作，日落方息，只求能勉強糊住十余張嘴，就是最大的滿足。 母親是位身材弱小的纏足婦女，沒讀過一天書，但她的的確確是我們家的頂梁柱。她憑著那雙小腳、那副弱小的身軀和如柴的雙手，跟父親一起擔負著繁重的農務勞作，還要整天為全家人的吃飯穿衣精打細算。為困苦的事情費盡心思，是母親生活的全部內容。 然而就在我長到7歲時，母親竟下定決心，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宣布要送我去學堂念書。記得那次母親說：“我想了想，只有念書，學到文化，才能改變咱們一輩子在地里刨食的命運。不念書就沒有出路，一輩子讓人家看不起。我看小三挺機靈的，是塊當先生的料，讓他去念書吧。” 后來，母親又專門叮囑我：“媽媽供你上學，就是希望你能做一個有出息、有志氣的孩子，而不是像你爸、媽一樣，一輩子都是睜眼瞎，累死累活連頓飽飯也吃不上。你上了學，一定得努力，爭取多學點文化，長大了去當先生。” 那時的我對母親的話懵懵懂懂，就問她為什么要讓我當先生呢？ 母親充滿憧憬地對我說：“當先生好呀！先生不但是不干莊稼活的文化人，還能到各家去吃‘派飯’，誰家上學一年不輪上個一兩次呢！能吃到一塊咸魚，一塊餅子，有時候運氣好，還能吃上個雞大腿！” 在我的記憶中，那時家里一年到頭以糠菜為伴，吃的盡是谷糠、地瓜葉子，偶爾能吃上一頓帶點五谷雜糧的“干飯”，那不是過年就是過節。 在母親眼里，先生一年到頭都有飯吃，先生了不起。這使母親羨慕先生，更希望我能當先生。 正是在母親的堅持下，我離開了整天赤著腳、光著屁股在村頭玩耍的小伙伴，背著媽媽用舊衣裳改做的小書包，邁進了學堂，邁向了從此改變我一生的一個全新的世界。 為了母親的笑容，我拼命吸吮知識的雨露。 一份汗水，一份收獲。每次的成績都會讓母親笑得像孩子一樣開心。我讓母親深信，這條路她為我選對了，一直走下去，我一定能當先生。 在母親的支持下，我斷斷續續地讀到高小。 就在我繼續求學信心百倍的時候，國家和民族的災難現實改變了母親，也改變了我。 但直至今日，盡管“當先生”早已不再是我的一個明確的追求目標，但來自于母親的鞭策，成了我一直銘記的警句，激勵著我踏實做事，老實做人。 　　在戰火愈演愈烈的時候，母親送我去當兵 1941年的一天，日本鬼子“大掃蕩”到我們那里。過去耀武揚威的國民黨兵跑得不見蹤影了。 我們村子西邊大廟，是八路軍用土翻砂試制手榴彈、地雷的“兵工廠”，被鬼子一把火燒成一片火海。 鄉親們到處躲避。當時，母親什么東西也顧不上帶，拉上我們幾個孩子就往外跑。她心驚膽戰地喊著這個叫著那個，拽著我們的手拼命地跑，想盡快沖出鬼子的包圍圈。一雙小腳拖著幾個孩子，哪能跑得快？ 在村頭的河畔遇上了鬼子，一拳把我打倒在地，用穿著鐵掌皮鞋的腳把瘦小的媽媽踢到了溝里。也正是這一次，我們和媽媽第一次看到了真實的殺人場面，看到鬼子們野獸般的暴行：兇殘的日軍殺害了一個剛結婚不久的新郎，又在光天化日之下輪奸了新娘。 　　目睹這慘不忍睹的一幕，我們感到母親那攥緊我們的手在顫抖。鄉親們也都個個咬緊牙關，攥緊雙拳，但也只能強壓怒火、用仇恨的目光進行著無聲的反抗，心靈掙扎在痛苦的無底深淵。 也正是這一次血的經歷，震撼著母親那顆慈軟的心，和家人商量后，母親毅然作出了送我當兵的決定。母親那天對我說：“小三，你要和二哥一樣去當八路，不打走鬼子，日子沒法過！” 我聽到這為之一震，在戰火愈演愈烈的時候，母親作出這樣的決定，難道不怕我有個三長兩短嗎？是母親看到日軍暴行后的一時沖動嗎？ 不，不是的！母親是經過深思熟慮后的抉擇，是母親又明白了一個道理—哪個母親不愛惜自己的兒子？她知道僅憑自己的兒子亦是滄海一粟，可是八路軍的隊伍里不正是千千萬萬個母親的孩子嗎？ 她后來對我說：“我們祖祖輩輩在這里過安穩的日子，這些孬種、壞蛋為什么欺負我們這些老實巴交的老百姓？看來，光靠當一個先生，掙幾頓飽飯，改變不了我們窮人的命運！” 幾十年后，每當想起母親從“好男不當兵”到送兒子當八路這一思想的轉變過程，總是感慨萬千。作為一個目不識丁的農村婦女，母親的這一轉變就她本人而言是再樸素不過了。 她也許沒有抗擊外敵、翻身解放的智慧和膽略，更不會期盼兒子通過從軍征戰，成名成將。她的想法只是，當日本鬼子逼得我們一名普通百姓連成為一名“先生”、過上能吃頓飽飯的日子都不可能的時候，就只有去抗爭、去反抗，去拿起槍抗擊敵人。 從對魚肉百姓的國民黨軍隊的厭惡，到送一個讀過書的十幾歲的兒子參加八路軍，投身革命隊伍；從與世無爭到奮起抗日，母親以及千千萬萬的母親這一樸素轉變中，包含著怎樣的偉大情懷啊！ 離開家后，我先是在縣大隊里當通信員、文書。因為我喜歡寫寫畫畫，窮人的孩子又不怕苦，所以部隊領導對我印象都不錯，很快推薦我到當時的“抗大”一分校學習。 到“抗大”后，我被編入三支隊教二團二大隊九連，成了一名真正的“學兵”。連隊在選人當機槍手時，我被看中，經過兩個月的艱苦訓練，考核成績合格。 在抗日戰爭最后一仗打響的時候，我在全連第一個報名參戰。被批準后，我又被編到膠東主力團—十三團，即后來的“濟南第一團”，在這支能打能拼的榮譽團隊，從當文書，直到當團政委，這一干就是20年。隨部隊南征北戰，多年沒有與家里聯系，行軍途中，戰斗間隙，臨行前母親送我的一幕時常浮現在眼前。 　　闊別家鄉12載，剛強的母親第一次為我流下眼淚 1947年在孟良崮以北的南麻戰役中，我的左小腿被打斷了，由于失血過多，人近昏迷。在生死邊緣的我，真想和小時候一樣依偎在母親的懷里。 這個時候外面傳言我已經犧牲了。轉到萊陽后，巧遇鄰村學友，我便迫不及待地讓他給家里帶了口信：“我還活著。”家人知道我沒有死的確切消息后，母親并沒有完全從擔心中解脫出來，她老人家已知道從沒離開過家的孩子，正忍受著戰火摧殘的痛苦，忍受著傷痛的煎熬。 夏日炎炎，再加上醫療條件有限，我的傷口逐漸惡化，化膿生蛆，惡臭難聞。在崎嶇不平的小路上，我和一個腹部受傷的戰友坐在一輛沂蒙老大爺推著的獨輪車上，向戰地醫院趕。 當時醫療條件極差，沒有消炎藥品，醫生將熱鹽水晾一晾，用小刷蘸著鹽水掃掃蛆。每每清洗傷口時，就像用利刀在我身上割肉一般，豆粒大的汗珠直往外冒。 操著南方口音的醫生們在商議治療方案，我聽不太懂，大概意思是擔心傷口惡化會造成破傷風，只見他們在我膝蓋上方劃了一個杠后，就把我推到開刀房。 到了門口我才明白過來，是要截肢。我那股拗脾氣一上來，什么都不顧，死死用手把住門框，堅決不同意，斬釘截鐵地對他們說：“要截腿，先截頭，我還要打仗，我還要回前方，死也要死在戰場上！” 醫生說我是條漢子，是硬骨頭，最終沒有給我截肢。后來在醫生的精心救護下，保住了我完整的身體。做完手術后我在想，可以上戰場了，可以自己走回去見母親了。 我于1953年抗美援朝戰爭快結束時回國，并作為志愿軍觀禮代表團的一員，去首都參加了當年的“五一”勞動節觀禮。不久，才回到了已闊別12年的家鄉。 聽說我要回家的消息后，母親高興得像換了個人似的，專門叮囑幾個兒女，把家里的幾間老房子掃了又掃，又修又補，然后每天顛著一雙小腳，早早就到村口看著，等著兒子歸來。 一看見我，母親一句話不說，上下打量著我，布滿皺紋的臉上露出了可掬的笑容，無聲勝有聲！ 12年未見，這12年我在槍林彈雨中穿行，母親無時無刻不在提心吊膽中度過。再見到母親已是滿頭銀絲，歲月的風霜刻滿了臉龐。 全家人相見興奮不已。父親說：“我們家從來沒殺過老牛（指沒做過壞良心的事），我兒子會平安歸來的。”弟弟說：“媽媽半夜睡覺都經常叫你的名字。”到家的當天晚上，母親在鍋臺前又熬又炒，親手為凱旋的兒子做了滿滿一桌子好菜，其中還不忘給我蒸了一碗咸魚，烙了一張金黃的玉米餅子。 吃過飯后，母親執意要給我洗洗腳。我理解母親的心思，順從地按她的意思坐到了一把高椅上。 我正準備脫掉鞋襪，她執意不肯，把我的兩只腳全攬在懷里，放在膝蓋上，細心地幫我脫鞋、脫襪，挽起褲腳。也就在那一刻，母親看到了我腿上的累累傷痕。 母親吃驚地叫了一聲，趕忙又抱緊了我的雙腿，把褲筒挽了又挽，一雙粗糙、長滿老繭的手在疤痕處撫摸著、停留著、顫顫巍巍的。我感到有水滴掉到了我的雙腿上，涼涼的，又重重的。我聽到了母親極力控制又難以抑制的抽咽聲，蒼老而又瘦弱的肩頭劇烈抖動著，銀白的頭發顯得那么凌亂。 年輕時在地里刨食，吃糠咽菜的時候，母親沒有哭過。 含辛茹苦地把一大群孩子拉扯成人，母親沒有哭過。 面對日本鬼子的燒殺搶擄，母親有過憤怒和仇恨，但也未曾哭過。送兒子上戰場，剛強的母親同樣也沒有哭。 可今天，年邁的老人面對兒子的傷痕，她流淚了，而且哭得是那樣的傷痛。那一刻，我忍不住也掉了淚。“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想著與我一同征戰南北的戰友一個又一個倒下去就再也沒有起來，想著無數母親已經失去了為征戰回來的兒子再洗一次腳的享受，革命的成功、共和國的成立是多么的來之不易啊。我一邊用手細心地為母親梳理著稀疏的銀發，一邊和老人講著這個道理。 年邁的母親聽懂了兒子的話，不住地含淚點頭，用她那顫顫巍巍的滿是青筋的雙手摸著兒子腿上的一處處傷痕，眼淚卻仍舊不斷線地涌出。 臨走時，母親為我新做了一雙土布鞋。我提出不讓大家送了，自己一個人走就行了。可母親堅決不同意。她在我的攙扶下，送了一段又一段路，最后在我硬阻止之下，她老人家才停住了步子。然而，走出好遠，我一回頭，再回頭，媽媽瘦弱的身軀卻一直佇立在村邊石碾盤上，向我揮著手。 就在這依依不舍中，我幾步一回頭地離開了母親，離開了家鄉。 母親，我永遠想念您！ 1968年10月，我在北京接到母親病危的電話。 當時正是“文革”比較亂的時期，部隊有任務不能請假，只好讓11歲的兒子代我先回去看望。而我沒有來得及趕回去，母親就離開了人世，兒子替我給母親送了終。 及至我到家，母親已經下葬。 兒子告訴我，奶奶臨走的時候還問：“三兒哪去了？”我頓時淚如泉涌。 母親一生為我操碎了心，可我沒有為母親做點兒什么，就連母親走的時候，也沒能見她一面。看著地上的一堆黃土，想著操勞一生卻沒享一天福的母親，我的無盡愧疚都化成傷心的放聲痛哭。 回顧她老人家的一生，可謂普普通通，平平凡凡，沒有任何可以夸耀的地方，也沒有任何可值得記載的歷史。 然而，在兒子的眼里，盛滿的卻是母親的偉大。 母親是最無私的。為了孩子的成長，母親猶如一頭躬耕鄉田的老牛，從年輕力壯到歲月染白雙鬢，母親像千千萬萬的母親一樣，無怨無悔地付出著，透支著，流盡了汗水，淘盡了青春，皺紋布滿了曾經年輕的臉，重擔壓彎了曾經挺拔的腰。 孩子們一個個長大了，成家立業了，母親也老了。但老了的母親心中裝滿的，仍然是遠行的孩子，哪怕是在臨終前的一刻，她依然想著我。 母親沒有文化，也不懂得什么大道理，但卻懂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所以在國家危難之時，她能放棄自家利益，沖破封建思想的束縛，送兩個愛子奔赴革命的最前方。母親是平凡的，是偉大的，是值得我們永遠學習的。 作為她的兒子，我引以為榮。 一個經過炮火硝煙洗禮，經過生與死考驗的老兵，一個戰爭的幸存者，一個在母親的百般呵護下成長起來的熱血男兒，多年來，沒有在母親的床前、膝下盡孝，這種愧疚是難以言表的。 但幾十年來我沒有辜負母親對我的希望，為黨、國家和人民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了些工作，使自己能在忠孝的天平上尋求到一點平衡。這也算是對母親養育之恩的報答吧！ 母親對我的教育和影響改變了我的一生。從最初對我的希望，到經過激烈地思想斗爭后作出送兒參軍的選擇，以及多年后母親見到帶有多處傷痛的兒子的悲與喜，這一切都淋漓盡致地透露著母親的平凡與偉大，以及對我的無限疼愛。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這種愛只能化作永久的回憶和無盡的思念了。不知道有過多少次，每當夜深人靜時，母親忙碌的身影、殷切的教誨，常常浮現在眼前、回蕩在耳畔，一覺醒來總是老淚縱橫。 母親，我永遠想念您！ 　　（編輯:許永杰圖片源于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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