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這樣的活著——我們隊里的嚴姐

慧眼禪心

初識嚴大姐，是下鄉(xiāng)的第一天——1968年12月15日，吳江金家壩公社金星大隊的團支書來接我們知青，他不無得意地向我們炫耀著：“我老婆也是知青，64屆蘇州鐵師畢業(yè)生?！?lt;br> 當我走進一間混雜著雞，鴨，豬各種氣味的房子里，第一次看到她時，她正在為她的第二個兒子喂奶。文靜，端莊，大大的眼中溢滿母愛。看到我們幾個新來的女知青，匆匆起身，將煤燈捻亮，帶著幾分羞怯：“真不好意思，太臟了，坐都沒地方坐。唉，怨煞哉！”她一邊說著，一邊急急地用抹布揩著長長的條凳，為我們倒茶送水，很是熱情。 以后，我常同她一起干各種農活，在田里交談得多了，知道了她與丈夫的戀愛經過。嚴姐是揚州籍知青，當年，姚復員回鄉(xiāng)，看到家鄉(xiāng)一下子來了不少蘇州鐵師畢業(yè)的知青，作為復員軍人，大隊團支書的他，雖相貌平平，但憑著在部隊鍛煉過，有點文化，他理所當然把當時一個個如花似玉的女知青作為擇偶對象，在眾多女知青中，嚴姐并不是最漂亮的，但她淳樸，善良，熱情，勤勞，一手字漂亮遒勁。由于她的年齡比同學稍大，大家親切地叫她嚴大姐，都特別尊重她。有一次姚到她家里，看見她正在訂被頭，在部隊鍛煉過二年的他，殷勤地露了一手，硬是從嚴姐手里拿過針線，將被頭訂好。弄得善良的嚴姐不停的搓著手帕，十分難為情。在那個男女交往不多的環(huán)境里，姚用自己的職務之便經常的關心她，最后終于如愿以償，和嚴姐結成夫婦。 我所在的小隊田多人少，是純水稻田。全隊74個勞動力，有302畝田。當地人重男輕女，諸多的不公，很令我們女知青氣憤。比如，所有彎腰的活，插秧，耘苗，割稻全是由我們三十多個女勞力來完成的，一天彎到夜，渾身骨頭都散了架，腰都直不起。就是這樣，已婚女子回到家，還必須燒飯洗衣，養(yǎng)雞喂豬，侍候男人。在當地濃厚而愚昧的封建意識下，大多數已婚女子被作為干活和生育工具天經地義的服侍著一家老小，婚后的姚也自然地遵循著祖輩的傳統(tǒng)習慣，以至我每次看到嚴姐，總是聽到她那句揚州味很重的口頭禪：“怨煞哉！” 她有許多不快，大大的眼睛中總有幾份莫奈的哀怨。一年后她又生了個女兒，她的臉黃黃的，早已失去了她這個年齡該有的紅潤。她告訴我，她想把家收拾得干凈點，但每天感到筋疲力盡，況且她丈夫認為完全不必。她將床單洗一洗，丈夫吼：“洗啥？一生一世不洗床上也挑不出一擔泥的！”她已經有了3個孩子，想去做絕育手術，他說：“你去，沒有人服侍你的?！?lt;br> 她欲哭無淚，總是用那雙哀怨的眼睛看著我說：“怨煞哉！你千萬不要在鄉(xiāng)下結婚！” 十年后，我隨大批知青回城，與嚴姐道別，她那充滿羨慕而又深感失落的眼神使我很是不忍，作為已同當地人成家的她，無奈地將自己的命運與九曲港這塊貧瘠而愚昧的土地連在一起，她留在那里當一名小學教師。 1986年的一個冬天，我因事去金家壩，順便到隊里看嚴姐，吃驚的是才40歲的她，已是滿頭白發(fā)，感覺遲鈍，耳朵也聾了，卻還是在教書。她看到我，很是興奮，馬上走到教室外來，緊握著我的手，問這問那，但我們的談話已非常吃力，我大聲地湊在她耳邊講，還是經常搞錯，離別時，她的眼里溢滿熱淚，我心中充滿惆悵，我為她的早衰感到疑慮和恐懼，也為她所教的那些孩子感到憂慮。 1992年的一個秋天，一位老知青找到我，劈頭就說：“你知道嗎？嚴大姐走了，生病走的。” 我驚愕，木然，雙眼頓覺模糊。下鄉(xiāng)十年，我務過農，做過工，當過血防化驗員，公社宣傳隊員。細算起來，與嚴姐一起的日子不是很多，但是，她那熱情善良的品格，那雙深含哀怨和無奈的眼睛卻在我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痕。在農村，她象一面鏡子，時刻照著我，使我省悟，令我理智，激我自愛，以免在自己身上又一次出現同樣的悲劇。 去年我又去鄉(xiāng)下，看見嚴姐的丈夫，嘴里還是不停的叼著煙，兩手在牌桌上熟練地摸牌，我們談起嚴姐，他臉上稍微暗淡片刻，隨即還是有點得意地告訴我，他現在生活比一般村里人好，因為每月可以拿妻子的遺屬補助，因為嚴姐曾經是教師。 作者備注：這是多年前我寫的一篇文章，轉載在蘇州知青公眾號。如今，嚴姐的丈夫已經作古，而蘇州知青公眾號也即將消失。那些我生命中親歷人和事，那些有感而發(fā)的記錄，留在這里，告訴朋友們，有一位女知青，曾經那樣卑微而怯弱的活著。 （照片上的人大多為當年知青，其中穿格子襯衣坐在船中間的就是本文的嚴大姐，此文的照片由老知青馬大哥提供，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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