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獨身的叔叔和姨媽（一）

風馳

1全家搬到上海后，叔叔來得多了。從蚌埠到上海，畢竟比到鄉下方便。我們剛住下三個月，他又來了。三個月前他與爸爸商量，這么多人到上海過日子，開銷大得多，能不能讓他每個月補貼一部分。爸爸說：“算過了，大致平衡，不夠時再問你要。”叔叔說：“小哥你這就不對了。媽在，我也是兒子。再說，我還獨身，經濟寬裕。”爸爸笑了：“正因為你獨身，要多存一點錢準備結婚。”這次他來，是要看看三個月來的家庭生計，尋找他可以補貼的理由。我放學回家，看到他正在和爸爸聊天，祖母和媽媽在準備飯菜。我高興地叫他一聲，他立即異樣地看著我，問我一些問題，我一一回答，卻不明白他為什么這樣看我。吃飯了，他終于說出了原因。“小孩就是小孩，才來三個月，秋雨的上海話已經講得非常標準，我從他進門叫我一聲就聽出來了。”他說。我當時，對祖母和媽媽還是講余姚話，但一見不會講余姚話的爸爸和叔叔，已經不由自主地講上海話了。“真可惜，一轉眼，我以前熟悉的侄子不見了。”他說。“但他的上海話還是有點生。”爸爸說。“倒是生一點好。”叔叔說，“千萬不能太熟。”他這句話有點奇怪，全桌都停住了筷子，看著他，等他說下去。叔叔也不看大家，說了下去：“北京話熟了就油，蚌埠話熟了就土，上海話熟了就俗。”說著他用手指在桌面上畫了一個“俗”字，因為在上海話的發音里，這個字與熟字差不多。“怎么叫熟？是說得快嗎？”我好奇地問。“不是快，是模糊。”叔權說，“生的時候，口齒清楚，一熟，嗚里嗚嚕。就像煮面條，熟透了，變成了爛糊面。”大家都笑了。上海里弄里聽到的，很多確實是爛糊面。爸爸問我：“聽阿堅說，你不大和同學們一起玩？”“阿堅是誰？”叔叔問爸爸。“是我單位的同事，也是朋友，他兒子與秋雨在一個年級。”爸爸說。“同一個班嗎？”叔叔問。“同級不同班。我二班，他四班。我們學校大，同一個年級有十二個班。”我說。“為什么不和同學們一起玩？”叔叔又問。我說：“圈子不一樣。我參加了美術小組，一有空就到外面寫生。”爸爸和叔叔都不太在乎美術，所以我沒有細說。實際上，我因為鄉下“堂樓頂”小書房里有一本《芥子園畫譜》，日日臨摹，打下了一點基礎，進了中學很快被美術老師發現，指定為美術課的“課代表”，還被邀請參加了學校的美術小組，完全沉迷在繪畫里了。我從圖書館尋找繪畫教本，先是費新我先生的，再是哈定先生的，認真地邊讀邊畫，還不斷地到長風公園（當時叫碧蘿湖公園）寫生。出去參加過一次美術比賽，被人看中，結果被邀去畫大幅宣傳壁畫。一九五八年普陀區廢品利用展覽會入門大堂的主題畫，就是我一個人畫的，每天放學后去畫，畫了六天。于是小有名氣，又被請去畫了安遠路錦繡里大墻上的全部衛生宣傳畫。我爬在木架上畫這些大壁畫的時候，下面總是有大量的路人駐足觀看，不是因為畫得好，而是因為畫畫的人太小。那時，我十一歲。我在外面寫生、畫壁畫的事，沒有告訴同班同學，但美術課的陸老師知道。美術課在初中里早已是一門不被大家放在目的邊緣小課，他卻想鬧出一點名堂來，決定開始人體寫生，由我這個課代表做模特兒，只穿內衣站在講臺上，讓大家畫。畫下來的結果讓我大吃一驚，男同學畫的我，多數是裸體，女同學畫的我，幾乎都涂了口紅，而且都用很大的字體寫著我的名字。滿嘴大蒜味的陸老師笑著對我講了一段很哲理的話：“美術不同于照相，畫你，其實是畫每個人自己。我會給這些畫打分，那分數不屬于你，只屬于他們。”這段話，幾十年以后我還拿來送給那些把文化聲譽說成是“文化口紅”的評論者，笑他們怎么做起了我初中女同學們早就做過的事。繪畫上的著迷，使我沒有時間來對付其他功課，初中二年級的數學考試，竟然沒有及格。成績單上出現了用紅筆填寫的一格，我不敢拿給爸爸、媽媽看，一直熬到小年夜。小年夜，叔叔回上海過年來了，姨媽也帶著益勝哥來“拜早年”，我上樓時，家里非常熱鬧。我還沒有來得及向長輩們一一稱呼，爸爸就嚴肅地叫了我一聲，整個屋子都靜了下來。“為什么不把成績單拿出來？”爸爸說，“不及格，還想不讓家長知道！”這是爸爸對我第一次發火，當著祖母、媽媽、叔叔、姨媽、益勝哥和自己家幾個弟妹的面，我簡直無地自容。祖母一向疼我，沖著爸爸說：“剛進門還沒有坐下呢，慢慢說不行嗎？”姨媽是客人，也立即滿臉笑容地打圓場：“一次不及格不要緊，用用功，下次就及格了。這次益勝的成績也不好，秋雨又剛從鄉下出來……”叔叔則一直看著爸爸，問：“你是怎么知道的？”“阿堅告訴我的。”爸爸說，“他兒子全部及格。”“不懷好意。拿著兒子的成績單比高低，哪有這種朋友！”叔叔說得很干脆，然后轉頭問我：“不及格的同學多嗎？”“超過一半。”我說，“這兩個學期老師和高中同學都在校園里煉鋼，我們天天要到外面去撿廢銅爛鐵，還要參加消滅麻雀的運動，沒多少時間做功課，而我還要畫畫。”叔叔一聽更有把握了，對爸爸說：“超過一半的學生不及格，那么誰的不及格也不會成為新聞，他兒子又不與秋雨同班，一定是他指使兒子專門去打聽的。”“但他兒子全部及格了，因此也有理由驕傲。”爸爸說。他被叔叔一攪，已經不對我生氣了。“這就是我不喜歡上海的地方，你來我往都是小眼睛。”叔叔說。這個年過得很窩囊。2我初中進的是陜北中學，原來叫晉元中學，是紀念抗日名將謝晉元的。一九四九年以后可能考慮到謝晉元是國民黨部隊的將領，就改以共產黨的圣地陜北命名，而且附近又正好有一條陜西北路。其實，它真正的坐落地是新會路，玉佛寺北面的一條小路，離我家很近，步行時間六分鐘。正在我數學不及格的關口上，陜北中學嫌校舍小，把高中部搬走了，留下一個初中部，叫新會中學。這事使爸爸有點沮喪，他原來千方百計是想讓我上一所重點名校的，怎么轉眼變成了一所毫無歷史的初級中學？但很快他也就認命了，我的數學不及格，也許只配進一所差一點的小學校。姨媽一直說的上海與鄉下的教育差距，確實不能小看，他想。大人們忘記了的是，中小學生對一門課程的好惡親疏，主要決定于任課老師。過完寒假開學第一課正是數學，年輕而靦腆的徐新榮老師走進教室才講了十分鐘，我就知道，自己要與數學這個冤家結親了。從此，我們班好些男同學的主要游戲，就是在吵吵嚷嚷間蹲下身去，隨手撿一塊石子在泥地上畫幾筆直線、斜線和圓弧，比賽誰能把這道平面幾何題證明得更快、更簡捷。我兩個星期就完全“開竅”了，只抱怨課本上的題目太少，每天放學鉆到新會路、西康路口的普陀區圖書館去借數學書，逮住題目就做，就像一年前對繪畫的著迷。我的數學成績很快已是全班第二名，第一名是張翊鈺同學，他太厲害了。后來每次數學競賽，徐老師不讓他參加，只要他幫著出題目，閱卷，因此我也就永遠是第一名了。不久上海舉辦全市分片數學競賽，我獲北片第七名。這事不太痛快，徐老師的不痛快是，那天張翊鈺同學病了，不能去參加；我的不痛快是，我失分在第一題，不是因為運算，而是不知道試題中所說的“燕尾槽”是什么。否則，穩進前三名。我沒有把自己在數學上快速翻身的事，告訴爸爸。一天吃中飯時，爸爸的態度又有點嚴肅，問我：“學校里發生了什么事情？阿堅好幾天不太理我了。”我想了想，說：“可能是學校重新分班的事吧，我昨天在校門口見到他兒子，他也愛理不理。”“什么叫重新分班？”爸爸問。“一個年級的十二個班級，全部按照成績重新分班。”我說。“你分在幾班？”爸爸問。“一班。”我說。“他呢？”“九班。”“你怎么還有那么大的差距？困難到底在哪里？”爸爸有點急躁。我告訴爸爸，這次分班，不是越大越好。爸爸聽完我的說明，對我在數學上的徹底翻身極為驚訝，但很快又嚴肅了。他說：“這樣分班是錯誤的，傷害多數學生的自尊心，又容易造成對立。我這就去學校找老師說。”說著他就轉身下樓，傳來推腳踏車的聲音。一個小時后他就回來了，樂呵呵的。原來學校的教導主任接待了他，說他的意見是對的，下次不再這么分班了。這次只是為了應試輔導時對癥下藥。教導主任還大力夸獎了我，說我在數學和語文的綜合成績上名列全校第一，高中能考上全市任何一所名校，讓爸爸做一個選擇。爸爸充滿了成功感，與我商量，問我是考格致中學，還是育才中學？“我想好了，考離家最近的培進中學，步行不到五分鐘。普通的學校也有優秀老師，而最重要的是學生本人。”這是我這一年來的切身體會，對爸爸有說服力。更大的說服力沒有說出來。當時已經進入“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家里人多，早就吃不飽了，我不可能每天餓著肚子步行很久上學、回家，更沒有錢坐公共汽車。于是我就進了培進中學。這個學校是新搬來的，后來又搬走了。當時就在我家南面江寧路、康定路口的一個舊巡捕房里，原來叫戈登路巡捕房，戈登是一個英國將軍的名字。3果然，不太知名的培進中學頃刻之間就把我帶進了人文學科的“狂歡節”。高雅而美麗的刁攀桂老師每次一上作文課就興高采烈地問大家：“大家猜猜看，我又要朗誦誰的作文了？”當時的男女同學還不會齊聲叫喊一個人的名字，他們用目光代替了叫喊，我立即紅著臉低下了頭。刁攀桂老師的朗誦，是一種最神奇的語文教學法。乍一看，她似乎沒有怎么教我，卻用聲調告訴我，哪一段寫得不錯，哪一段寫得平泛；有些字句不妥，她略有頓挫，似又微微皺眉，但這只是一瞬間，很快她又眉飛色舞地朗誦下去了。她給了我一種有關寫作這件事的無限喜悅，這比表揚和糾錯都重要得多。這種喜悅自她植入之后，一直浸潤于我的生命深處，直到今天。緊接著她，端莊肅然的汪穆尼老師又把我們帶入了古典文學天地。當時正好育才中學的老校長段力佩先生出任靜安區教育局副局長，下令“每個中學生肚子里必須爛掉五十篇古文。”這是一個帶有競賽性質的辛苦事，汪穆尼老師除了課本中的古文外還補充印發了一大堆，不能少了五十篇。我由此通讀了《論語》，背熟了《離騷》和大量詩詞。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市作文比賽中獲得大獎，獲獎作文立即被收入語文補充教材，于是又要紅著臉，低著頭聽汪穆尼老師逐字逐句地分析這篇作文了。他問：“請同學們回答，在這一段里，作者運用了哪幾種修辭手法？”他把眼睛掃向全班同學，只是不看我。比語文更花精力的是英文。孫玨老師抗日戰爭期間畢業于復旦大學外文系，隨即進入了美軍翻譯訓練團，解放后要在履歷表上填寫這段歷史的證明人，他覺得應該揀大家知道的填，就填了“蔣中正”。這件事讓他后來在“文革”中多吃了不少苦頭，但已經足可證明，這是一個多么不諳世事的天真人物。我現在還想不出來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中他如何通過非法途徑弄到了英國剛出版的教材和練習冊，印發給我們當課本的。他把英語教學當作了一場近乎瘋狂的游戲，不斷出英語墻報，演英語劇，唱英語歌，還在幾個公園里設下了一個個十分恐怖的英語路標，叫我們去尋找。現在想來，沒把他當作美國間諜抓起來真是萬幸。對語文和英文如此投入，我高中時的數、理、化成績就一敗涂地了。想到初中時能夠讓數學在幾星期之內徹底翻身的奇跡，因此沒太當一回事，但越來越發現翻身的希望已十分渺茫。難為情的是，刁攀桂老師的丈夫劉啟鈞老師正好在教我們物理，我丑陋的物理成績怎么對得起刁攀桂老師的優美朗誦？為此，我也曾下狠心用過幾天功，換來劉啟鈞老師在試卷上方的一行字：“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可惜到第四日，他又不得不閉目了。報考大學的過程，我已在《長者》一文中有過詳細敘述，不再在此處重復。當時渾身充溢的，是高中畢業生才有的那種不知天高地厚的驕傲。我堅信自己能輕易地考上任何一所我想考的文科大學，因此完全不在乎名校，只在乎“最難考”。那年全國最難考的文科高校就是上海戲劇學院，而且，恰恰又是離我家最近的高校。近，對我至關重要。為了我讀書，全家都跟著搬來了，我再遠離，這算什么事兒呢？當時的大學，還嚴格地實行班級制。入學后我的同桌叫李小林，她是著名作家巴金的女兒，于是我也就很快見到了巴金先生。早年在鄉間那個黃鼠狼出沒的小書房，我就讀完了他的《家》、《春》，《秋》。我們的帶班輔導員，是復旦大學畢業的古典文學教師盛鐘健先生，他主修唐代文學。但在整個上海戲劇學院，推崇的是英、法、俄文化，而且講究感性面對，而不是抽象概括。盡管當時的社會氣氛，已彌漫著一片極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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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獨身的叔叔和姨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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