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在新疆的戰斗歲月---記朱旦華

戴廷耀

在江西省老干局第二處劉學峰同志的聯系安排下，2003年2月21日上午，我同劉學峰來到了朱旦華家進行了采訪。朱老為人熱情,一口未改的浙江話,講起話來臉上總是帶著徽笑。 1911年12月26日,朱旦華出生在淅江省寧波市慈溪縣莊橋鎮，原隨父親去上海經商到上海，在上海學習期間，接受到進步思想，于1937年從上海奔赴延安參加革命。父母說她是：“沒有朝代”的姑娘，因為在朱旦華出生時，正好是統治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滿清政府被推翻，而中華民國尚未成立。 朱旦華兄妹十人，她在家排行老二，朱旦華自幼學習刻苦，認真，成績一直優秀。由于家境貧苦，報考了不用繳費的上海務本女子中學師范專科，當年上海地下黨組織的張紀恩同志,務本中學職員地下黨員褚志元、東北抗日聯軍李延祿軍長女兒務本中學老師李萬新，一位體育老師王平，統稱為務本中學“四大金剛”。 朱旦華是個文質彬彬“行不亂步，話莫高聲”的秀霞姑娘，怎么變成為“四大金剛”之一的呢？ 一向規規矩矩讀書的姚秀霞（朱旦華原名），由不摸邊到看熱鬧，由跟潮流到首當其中，畢業留校后，朱旦華成了褚志元、李萬新、王平的好朋友，她們四人常在一起評論時弊，議論國事，對國民黨當局不抗日、打內戰深惡痛極，她義憤填膺的在校內外演講，用犀利的筆鋒寫文章揭露國民黨政府的“瘋狗”似的丑惡嘴臉。 “七七”事變后，中共中央發出了全國通電，“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朱旦華的腦子里開始構筑奔赴延安的設想，恰好此時又收到王平從延安寄給她的信，朱旦華將這封信略加改動后，交給了地下黨的張紀恩同志，以“陜北來信”為題，發表在上海黨組織辦的《解放周刊》上，這封信像巨大的磁石，吸引了許多上海灘上進步青年和文化人士。 在出發去延安前，李萬新資助了她70元錢，張紀恩同志給延安發出了上海地下黨的介紹。1937年下半年，朱旦華和所有愛國青年一樣，坐船轉車，繞道浙江、江西、湖北……她們終于到達了延安，進入了陜北公學。 時隔60多個春秋，朱旦華說“我一生中最愉快，最高興的日子是從上海到延安。” 　　陜北公學是繼抗大之后開辦不久的統一戰線性質的學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由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張云逸、成仿吾等人籌辦，學員來自五湖四海，有共產黨員，也有國民黨員，有工人、農民，還有學生，文化人士，有漢族，還有少數民族。 開學那天，聽說毛主席來講第一堂課，大家心里高興得不得了，一清早，大家在一片厚實荒涼的黃土坡上掄鎬、揮鍬、鏟平了一塊場地，這就是課堂。 吃完早飯，大家都端著規格大小相同的小板橙，面朝講臺一排排坐下，把筆記本放在膝蓋上，便使勁地拉歌，唱歌。不知是誰喊了一句“毛主席來了”大家鼓起了掌，待毛主席走上土堆講臺，又向毛主席拉起了歌。 “歡迎毛主席唱一個好不好？” “好”！ “歡迎毛主席唱一個要不要？” “要”！一陣暴風雨般的掌聲過后，毛主席笑著說：“我毛澤東不會唱歌喲”。大家一個勁地鼓掌。 毛主席說：“上課啦，不要鬧啦！”他那洪亮的湘音，使土堆前的沸騰場面頓時平靜下來。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也是來延安上的第一堂課。 他說：“你們象朝圣進香一樣，一群群地來到延安，你們是來求真理，你們的路走對了！我們歡迎你們的到來”。臺下一陣熱烈的掌聲。毛主席又大聲地說道：“但是，一下子來了這么多人，哪里有咯多房屋給你們住喲，這就要靠我們自己的雙手，挖窯洞，今天，我講的第一課就是勞動，勞動創造世界”。 毛主席這一晚講了三個多小時，從勞動創造世界，從猿到人的社會發展史，講到全民動員，持久抗戰，并號召大家“要安心坐下來，認真學點馬列主義”。 半年陜北公學學習結業后，朱旦華沒有返回上海，而是聽從黨的安排，化名朱旦華，背上灰布背包，去了抗日運動的大后方。 1938年2月，28位陜北公學畢業的學生，乘坐三輪貨車，經蘭州到新疆去。 路上走了三個來月，五月到達迪化市（新疆烏魯木齊），在“新兵營”集中學習了一段時間，七月，朱旦華被分配到省立迪化女子中學任教導主任，不久，被推選為新疆省婦女協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兼宣傳部長秘書長，新疆省政務委員會委員。1938年的初春，在新疆省政務委員會上，政務委員圍坐在會議室中間長方形桌子周圍，聽取新疆省財政廳代廳長周彬宣讀《要在全新疆實行財政預算和決算制度及實施辦法》的報告。周廳長講完后，提請委員們討論。 在討論中，各種意見爭論不休，周廳長認真地在本子上做記錄，坐在迪化女中校長邱毓芳旁邊的朱旦華毅然站起來，明確表示支持周廳長主張，并言簡意賅地闡述了支持這個方案的理由。 最后，周廳長的方案基本通過了。 不久，在一次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負責人會議上，周彬拉住辦事處的黨代表鄧發同志問道：“那天會上操著江浙口音的女委員是誰？” 問者無意，聽者有心，沒過幾天，鄧發竟找到朱旦華談話了。 “你年紀不小了，也該成家了吧？”鄧發開門見山地說，當時朱旦華毫無思想準備，問得無言以答。 “女同志找對象，主要是政治上可靠，周彬同志就是這種人。” 朱旦華壓低嗓聲說：“可是我對他一點也不了解呀？” “他就是毛澤東同志的弟弟毛澤民”鄧發一字一頓地說。 我自言自語地說：“難怪和毛主席有些相象呢”。 此后不久，我和毛澤民開始交往，毛澤民原來是經中央批準由延安赴蘇聯治病，1938年2月經過迪化時，因中蘇邊境發生瘟疫，交通封閉，他只得在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等待，毛澤民同志長期從事黨的財經工作，1931年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現中國人民銀行）第一任行長，閩贛省蘇維埃財政部部長，紅軍長征時，他率領的15大隊把黨中央及中央紅軍的全部家當挑在肩上，沿途籌糧籌款，保證了紅軍的穿衣吃飯問題。到達陜北后，他擔任國民經濟部部長，當時盛世才要求我黨派干部幫助他整頓財政，當得知毛澤民到達新疆時，立即提出留他在新疆工作，經中共中央同意，毛澤民留在了新疆，化名周彬，盛世才委以省財政廳代廳長之職，在黨內，他和黨代表鄧發（后來由陳潭秋接替）一起負責領導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工作。 五月，毛澤民請假，要去蘇聯治病，鄧發在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多炒了幾個菜為毛澤民餞行，鄧發把我也請了去，席間，鄧發舉起酒杯，高聲說：“今天的宴請，即為周彬餞行，也為周彬與朱旦華辦訂婚酒……”。 1940年1月，毛澤民從蘇聯提前返回，5月，在新疆省政府的大禮堂，我和毛澤民舉行了婚禮。 　　1941年2月14日，農歷正月十八日，我生下了兒子，毛澤民喜出望外，他興致勃勃地給兒子取了個美好的名字——遠新。是按毛氏民族譜中“祖恩貽澤遠，世代永承昌”字輩牒序，毛澤民下班回來，不管累得精疲力竭，進門第一件事，就是從南窗下搖籃里抱起兒子，親呀，吻呀，時而舉過頭頂，“咿咿啞啞”說個沒完。 毛澤民來新疆工作三年，在盛世才的淫威及期限密探的監視下，干得并不順心，面對混亂無序，危機四伏的爛攤子，毛澤民提出了“發展經濟”的總方針，下決心整頓財政，改革幣制，建立財政預決算制度，然而實行起來，談何容易，每走一步，如同只身登天，處處隱藏著雪崩與陷阱。 盛世才的岳父邱宗睿，身為民政廳長，要用一項官地的收入為自己建別墅，被毛澤民否認了，從此結下了深怨……。1941年7月，盛世才免去了毛澤民財政廳代廳長職務，任命他為民政廳代廳長，在民政廳不到一年任職期間，毛澤民又為新疆人民做了許多好事。 鄧發同志曾入木三分地剖析盛世才說：“盛世才就其出身來說，是個野心軍閥，就其思想來說，想當土皇帝，就其行為來說，是個種豬”。 1942年夏，在德國法西斯軍隊已占領了蘇聯大片領土，國民黨頑固派和法西斯分子掀起了反蘇、反共新高潮，一貫投機鉆營的盛世才認為蘇聯要亡國了，中國共產黨也要垮臺了，需要另找靠山，于是，盛世才一頭扎進了蔣介石的懷抱。1942年8月29日，蔣介石派宋美齡、朱紹良飛赴迪化對盛世才進行拉攏，很快就與盛世才拍板成交，要用共產黨人的頭作為投靠蔣介石的見面禮。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以“督辦請談話”為名，將陳潭秋、毛澤民等共產黨的領導人及其妻室兒女秘密軟禁于滿城邱公館，緊接著，把所有請來幫助他工作的共產黨人及其家眷全部關押。 1943年2月，陳潭秋、毛澤民等人被投入第二監獄。1943年4月，我和其他女眷和她們的孩子被投入第四監獄。還是在集體軟禁時，黨組織就按男女分別組織了學習干事會，以“百子一條心，爭取集體無罪，釋放回延安 ”作為在獄中斗爭的口號與目標。 當林基路同志寫的《囚徒歌》、《思夫曲》傳到女牢后，我們大家立即組織學唱。 林基路是廣東臺山人，1933年加入共青團，1935年在日本東京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上海文委東京支部，后來黨派他到新疆工作，擔任新疆學院的教務長，當他和毛澤民、陳潭秋被害時，年僅27歲。 我在囚中也寫了不少詩歌來鼓舞大家的壯志，如《獄中四時歌》、《縫衣》、《我們要勝利回延安》等。當時，在獄中同大人一并關押的有25名“小囚徒”了，他們最大的12歲，最小的才3歲。 我們在獄中沒有停止對敵人進行斗爭，為了爭取權利，還進行了接二連三的絕食斗爭。 1943年1月，黨中央從共產國際得知，在新疆工作的同志被盛世才扣押，中央立即電告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周恩來同志，要他設法打聽他們的消息，并考慮有無營救方法……。 敵人對男同志用盡了“打手板”、“老虎凳”、“坐飛機”、“掛炸彈”、“站鐵刺”、“站火炭”、“灌辣椒水”等酷刑，要他們承認盛世才捏造的所謂“共產黨陰謀暴動”，徐夢秋、劉西屏、潘月等人動搖叛變了，成了敵人的走狗，敵人利用叛徒一唱一和，“隔幕對質”，毛澤民、陳潭秋、林基路等人始終堅貞不屈，在解放新疆后，抓到了當年刑訊毛澤民的劊子手，他也不得不承認，“毛澤民是條漢子”。 我當時還不知道毛澤民被害，每次過年節都向男牢送東西，1945年2月，我繼續給男牢送過年禮品時，才從男牢得知，早在1943年9月27日深夜，毛澤民已被盛世才與蔣介石合謀秘密殺害了，劊子手先用大棒把毛澤民擊昏，再用繩子勒死，裝入麻袋偷偷埋入荒郊，同時，遇難的還有陳潭秋、林基路兩位烈士。事后，盛世才向重慶邀功，重慶方面不相信，十天后，三位烈士遺體又被挖出來，進行拍照后再次掩埋，將照片送重慶給蔣介石“審視”。 當得知這一噩耗時，盡管無法證實，她們象晴天一聲炸雷，把我和陳潭秋的愛人王韻雪，林基路的愛人陳文瑛（陳茵素）擊昏了。我們不顧一切地準備了一個小型追悼會，在會上，我朗誦了一首長詩，《新春之歌》——為死難的丈夫而作。 1946年4月，張治中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 5月21日，被關押四年之久的同志們以“第十八集團軍留新人員王韻雪等全體”名義給張治中遞交了一封長信，要求恢復自由，治病和“查清徐杰（陳潭秋），周彬（毛澤民），林基路的下落”。 張治中在見信后，邀請我們派代表進行面談。 在面談前,張治中派屈武到男女牢探監,并開始將分別共押幾處監獄的共產黨人及其家屬，集中轉到第二監獄，改善伙食，醫治病員。由于多年分隔，當男女老幼相聚一起時，所有的人都激動得哭了。 與張治中談判前，獄中黨組織研究決定，由楊之華（瞿秋白的夫人），沈谷南、李云揚和我及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六位同志為代表與張治中進行談判。 當我們六人走進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戒備森嚴的張治中住處時，張治中一眼就認出了走在前面的楊文華，從坐位上迅速站起來，拱了拱手說：“哎呀呀，這不是老同學楊師母嗎？”“不敢，鄙人林寧，正是昔日的楊文華”，說完，楊文華向張治中一一介紹了我方談判代表。 后來我才知道，1921年，張治中在上海為無業游民時，便在上海大學報了名，學習俄文，俄文老師正是瞿秋白，楊文華也在學習俄文，與張治中是同班同學，所以稱作“老同學楊師母”。坐定后，楊文華開門見山，按照“十八集團軍留守人員”給張治中的信提出的五條要求，重新申述了一遍。接著，我說：“請張主席說清徐杰、周彬、林基路的下落。活要見人，死要見尸，如有犧牲，我們要開追悼會，安葬遺骸去延安”。 張治中聽后，忙推說不知道，又說：“容文白繼續查詢，這三人下落不明，盛世才走時沒有交代給吳忠信，吳忠信走時更沒有交給我，眼前查遍了監獄的檔案，沒有著落”。 “那我們開個追悼會”代表們說。 “不好嘛，人是死活還是不清楚，怎么好開追悼會呢？”接著張治中拿出一份電報，在手上晃了晃說：“我已與延安方面聯系好了，送大家回延安去，人家留客，我是送客，現在國共兩黨正在舉行和談，內戰很可能會打起來”。張治中的談話十分誠懇。 能回延安，代表們當然高興，但又怕以送大家回延安為名，押解去重慶，我坐在張治中座位邊，站起身，想把張治中手中的電報拿來看看，看究竟是延安的，還是重慶的電報。張治中搖搖手，禮貌地拒絕了，又說：“請大家不用擔心，潤之先生在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時，正住在敝舍，當時，我是向他拍過胸脯的，送佛送到西天，我一定把大家平安送回延安，而且動身越快越好。” 中午，張治中請代表們吃了頓飯，并請他夫人出來作陪，席間，他又說：“不要多心，釋放和護送你們回延安是真的，恩來先生是我大革命一起的好朋友，我來新疆時，他又親自囑咐過我，你們趕快準備，越快越好，我一準備好，你們就走，不能久留”。送客時，他還送給楊文華一塊被面。 1946年6月10日，這批應盛世才邀來新疆工作，被他無辜關押了四年之久的中共人員及家屬、小孩，除被害的毛澤民、陳潭秋、林基路，病故獄中的吳茂林，喬國楨，叛變已釋放的徐夢秋、潘月、劉西屏等叛徒，其余131位，在黨中央的營救，新疆人民的呼號，張治中先生的支持和協助下，重返延安。 10日清晨，在第二監獄院子里，同志們穿戴整齊，孩子們眉心都點了紅點，面帶喜悅與警覺的表情，秩序井然地登上了八輛蘇制大卡車，劉亞哲指揮護送部隊也登上了一前一后兩輛卡車，車隊人馬曉行夜宿，經過吐魯番、哈密、星星峽，安西、灑泉、張掖、武威，于1946年6月18日抵達蘭州，在蘭州休息三天后，經靜寧縣，繞六盤山，到了平涼，劉亞哲告訴大家已進入胡宗南的管轄區。 果然，公路上出現了大批軍警，攔住車隊要檢查，坐在頭車的劉亞哲從車窗探出頭，露出了戎裝齊整的胸脯喝道：“不是商車，不是貨車，是軍車，不準檢查，”軍警見押車的少將軍階的長官，再望車箱，護衛車隊的土兵個個荷搶實彈立在車上，只得閃開讓車隊通過。 眼看快到西安，劉亞哲接到胡宗南的加急電報，大意是車隊不要去西安，把車開到咸陽，咸陽設有“招待所”。胡宗南發過誓，“不消滅共產黨不結婚”，所謂咸陽招待所實際是他殘害進步人士的集中營。 劉亞哲早年留學蘇聯，接受過進步思想，一路上與共產黨人接觸，被其風格感動，有了同情心理，于是他將電報內容與共產黨方面的總聯絡人高登榜，吉合透露。 車隊黨組織商量對策，由楊文華為代表向劉亞哲提出“車上謝奇光高燒40度，昏迷不醒，生命危在旦夕，請劉處長連夜送往西安搶救”。他立即召開護送人員會議，并請楊文華、高登榜、吉合參加，會上他宣布：“要夜行軍去西安，搶救重危病人”。并命令司機保證絕對安全，連夜前行。 到達西安，全部住進了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第二天，西安大小名報紙均報導了消息。胡宗南見報后，氣得火冒三丈，大罵沿途設置的軍警是飯桶，他用手中權利，扣押車隊在西安。 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也急電延安，向黨中央報告情況，朱總司令立即發電報給胡宗南，請他“予以放行”。又過了幾天，車隊才從西安往延安進發，只可惜謝奇光終因搶救無效，長眠在西安，路上，小獄燕在過火焰山時，因體質太差，被酷熱奪去了幼小的生命，其余129人終于實現了“百子一條心，集體回延安”的誓言。　　1946年7月11日，終于到達了延安，車進七里鋪，朱總司令、林伯渠等中央首長和同志們排成十里長的夾道歡迎隊伍，迎接從新疆回來的戰友。　　7月12日上午，毛主席從百忙中來看望大家，大家激動地大哭起來，象飽受委曲的孩子，見到了久別的親娘。毛主席與大家一一握手，并連聲說：“好同志，受苦了！好同志，受苦了！”看到大家聲淚俱下，主席強忍熱淚笑著說：“你們回來了，就是勝利！”　　和大家握完手后，主席又走到我身邊，彎下腰把遠新抱在胸前，深深地在他小臉蛋上親了一下。我朝主席說：“澤民至今下落不明，請黨中央給國民黨中央聯系，要他們下令查找”。　　毛主席微微點了點頭，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沒有吭聲，再次彎下腰，從地上抱起了遠新，緊緊地摟在胸口，臉貼臉地親了又親，好一會兒放下遠新，一句話也沒有說，扭過身，大步走了……。 第二天，第三天，主席又連續兩天抽空來看望大家。 7月16日下午5時，中央辦公廳設宴歡迎新疆回來的同志，毛主席、朱總司令、徐特立、蔡暢、馬文瑞等人參加了。 在延安休整了三個月，進行體檢后，大家又奔向新的戰場。我和楊文華都分配在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孩子被送到延安洛杉磯托兒所。 1949年3月25日，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進入北平，我們全國婦聯也到了北平，隨著解放大軍橫掃長江以南各省，中央動員干部南下，當時，擔任中央社會部二室主任兼中央衛戍司令部參謀長的方志純同志，來全國婦聯看望我，這一舉動引起婦聯大姐們的關注。 方志純是方志敏烈士的堂弟，他和夫人婁曼文，都曾是我在新疆監獄的難友，他倆是從蘇聯學習回來，途經迪化時被盛世才關押的，婁曼文在河北平山縣生下兒子方榮欣后，不幸因食道癌逝世的。 全國婦聯組織部長帥孟奇大姐單刀直入地說：“你年紀還輕，應帶頭打破封建”，勸說我與方志純成家，楊文華更是積極，兩頭奔跑，撮合。 　　全國婦聯主席蔡暢大姐也一再開導我：“不要等了，毛澤民是等不回來了”。 　　1949年6月1日，在全國婦聯辦公樓里，我與方志純舉行了婚禮，恰好是農歷端午節，“雙喜臨門”。 　　1949年5月22日，南昌解放了，6月中旬，方志純根據中央組織部的分配，到江西省任第二副主席兼民政廳廳長，他率60多位干部一起去江西，我也隨著南下，來到了江西。 　　我從1946年6月10日分配到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起，1983年擔任江西省政協副主席止。我在婦女工作崗位上工作了三十七年，在三十七年工作中，經常下鄉蹲點調研，報告、總結自己動手寫。 　　“婦女半邊天”你們知道是怎么講出來的嗎？ 　　1958年大躍進時期，我到基層調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江西九江地區修水縣婦聯在匯報婦女發動起來后，一改過去婦女不出門，不下水田的陋俗，在農業生產上顯示了很大的力量，群眾說：“過去婦女累呀累，抵不上男人一條腿，現在婦女力量大無邊，頂住生產半邊天”。我認為這不是空洞口號，而是婦女自強、自信，奮發向上的進取精神。在全國婦聯會上，我作了匯報，匯報材料登上會議簡報，當時胡耀邦到會講話，稱贊了這兩句話，但認為婦女不僅僅是生產上的半邊天，而是整個半邊天。毛主席在表彰婦女對中國革命，世界革命的貢獻時，稱贊“婦女半邊天”。他肯定了“婦女半邊天”精神。“婦女半邊天”由此而在全國推了出來。”

跆拳道,波多野结衣结婚了吗,JAPANESE50MATURE亂倫,美女视频黄网站免费观看

回憶在新疆的戰斗歲月---記朱旦華

戴廷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