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那刻骨銘心的記憶

蒲公英

1958年，在我一歲的時候，我的父親響應黨的號召從部隊轉業到了海拔3521米、“祖國最需要、最艱苦的地方”－青海省香日德農場；1975年，我高中畢業后被分配到了同是勞改系統的諾木洪農場；1978年我從諾木洪農場考上了大學，開啟了人生的新征程。 　　記得在1977年11月初的一個星期天的早上，我和同宿舍的同學周惠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了，原來是我們的同學、好朋友趙生梅和紀淑珍來了。她倆被寒風吹得直流清鼻，一進門興奮地對我們說，告訴你倆一個好消息，要高考了。王素英，你是咱們幾個中最有希望考上大學的人，趕緊復習吧，聽說12月份就要考試了。這個消息是我自高中畢業以來夢寐以求最最最期待的特大喜訊了，于是我立馬把我的小木頭箱搬出來尋找從家里帶來的書，翻來翻去就幾本高中課本。從這以后，我除了完成教學任務外，就一頭栽到了高考備考之中了。 1977年的11月30日（青海省的高考時間是12月1日至3日），農場派了兩輛大卡車，在車上面鋪了一些麥草，我們穿著棉襖、棉褲和大衣坐在大卡車上，大家凍得縮在一起，天黑時到達了都蘭縣的兵站。我們住在了解放軍給我們騰出來的大通鋪上。第二天，在我們的高中母校都蘭一中參加了1977年的高考。12月1日上午考政治，下午考語文。本來我在高中的時候語文還算不錯，作文寫得也算可以，但是“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作文題目還是瞬間把我給蒙住了。臨考前，我高中的班主任曹景中老師還一再囑咐我最好把作文寫成抒情散文，我想這個題目怎么抒情呀？一陣心慌之后，我決定還是寫我擅長的論說文。在高中的時候，“批林批孔”鍛煉了我寫論說文的水平。第二天上午考數學，這是我最喜歡的一科，我在上高中的時候就喜歡做數學題，當一道道難題解出來的時候，那種成就感就別提了（我們班有幾個男生的數學比我好）?？荚囬_始了，我把監考老師發給我的試題掃了一遍心中暗喜，馬上就下筆做題，等我把7道題全做完后，感覺時間還早，就又反復檢查了一遍又一遍，我準備交卷時監考老師說還不到交卷的時間讓我坐在座位上等待，又過了一會兒，監考老師說允許提前交卷了。我第一個把試卷交給了一位監考老師。監考老師拿到我的試卷時說：“怎么不做試卷背面的題呢？”我驚慌地說：“背面還有題？”于是老師把試卷還給了我，我一下子傻眼了，背面還有3道大題，其中一道題是“香日德農場1977年畝產單產達到2026斤，超過了世界小麥單產記錄……”，這是一道等比數列題，這道題我一看就知道怎么做。這時監考老師說，離考試結束時間還有半小時，你先把試卷拿回去做吧。后面的大題還是有一定的難度，在考試結束時我還沒有做完，我請求老師再給我一點時間。兩位監考老師都是我母校的老師，有一位是都蘭一中教導處的方斌老師，他對另外一位監考老師說：“我們沒有提醒考生，我們也有責任，就讓她把題做完吧。” 　　我高中的班主任曹景中老師，當時在都蘭縣文衛科工作，參加了青海省海西州的高考評卷。在12月底的一天，他到諾木洪農場出差時對我說：“告訴你一個不幸的消息，你高考的數學試卷由于監考老師在考場記錄表上寫了‘交卷后做’幾個字，你的數學科按違規記了零分。”我說：“當時方老師他們是同意我延時做題的呀，即便是記錄，也應該如實記錄，我前面的7道題也能得50多分呀？”曹老師說：“你的試卷還拿到評卷會上進行了專門的研究，最后還是不同意給分，因為監考老師沒有詳細記錄是哪些題‘交卷后做’的，只好全部不給分了。再說，今年除你之外還有其他的考生也有類似沒做試卷后面題的情況”。我不知道我的數學考了多少分，曹老師怕我傷心本來不想告訴我我的數學考分，后來他為了鼓勵我明年再考，還是告訴我說我的數學考了87分（滿分100），成績還不錯。如果我想上海西州衛校的醫師班或海西州師范學校的話他可以幫我調劑錄取。我說：“中專我不上，大專也不上，我要上本科?！保?977年我的3位同學從諾木洪農場考上了大學，吳建青、王惜玉和黃耀東，其中，吳建青考上了華東水利學院，現為河海大學） 盡管我已經提前知道了自己落榜的事了，但是當我接到成績通知時還是忍不住地哭了。我的好友曾憲文和李振英，她倆勸我別考文科了，還是改考理科吧，歷年來理科都比文科的錄取率高。痛定思痛，我整理了自己的情緒，為了能考上大學，我放棄了學漢語言文學專業的理想，改考理科了。不過，該死的物理是我最討厭的一門課，化學我也不喜歡。好在我上高中的時候，對于不喜歡的科目也會好好學，成績也不差。 我的好朋友曾憲文給我介紹了一位她曾經在諾木洪農場電站工作的同事劉永川技術員，讓他給我輔導物理。劉技術員是西安交通大學畢業的高才生（后就職于“中國電力建設集團有限公司”，高工），人很樸實，盡管以前我不認識他，但他在百忙之中常常把寶貴的星期天留給我，他不僅給我輔導物理，還給我捋出了化學復習提綱讓我按此復習。他的愛人叫黨愛君，沒有因為劉技術員把星期天的時間花費在我這個不認識的人身上而抱怨他。記得當時她家有3個孩子，最大的一個叫劉鵬也還沒有上小學（這個孩子現在芝加哥大學任教，教授）。本來照顧這3個孩子就夠她累的了，她還要工作，星期天還多我這個吃飯的人。劉技術員和黨老師—我親愛的哥哥、姐姐是我人生中的貴人，一輩子不忘的恩人。 注：我曾經任教的學校（拍攝于2015年8月15日） 　　我1976年在青年隊勞動鍛煉了10個月后分配到了諾木洪農場二大隊的子弟學校教學。我們單位是農場的先進團支部，每天早晨六點半團支部要組織年輕人跑步，有時會打籃球。我們二大隊也是全場的先進單位，那個時候每個星期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從20:00開始到22:30都要按時政治學習。當時我在二大隊當小學老師（是一所帶帽小學），每周有20節的課，兩個班的數學，兩個班的英語，每天要改100多本作業，留給我學習的時間并不多，記得那時候我每天大概睡三四個小時的覺，而且閉上眼睛也睡不著，滿腦子都是數理化。 我們二大隊的一把手是一位高大帥氣工作能力很強的領導（后來他當了諾木洪農場的政委），他的名字叫高振武，我們叫他高教導員。我們這些下屬不僅佩服他，而且敬畏他。我剛分配到二大隊工作的時候，他還挺器重我，單位組織表演節目時他讓我和李世功師傅一起創作歌舞（我負責寫詞，李師傅負責譜曲）；在全場歌誦比賽時他讓我和張興漢干事一起寫詩；單位的廣播室曾有一段時間讓我接管；單位在準備排練一個歌劇時高教導員還推薦我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我在廣播室播音時他發現我的鼻音很重可能患有鼻竇炎，還主動聯系了格爾木的解放軍第22醫院讓我去治療?？墒亲詮奈腋呖紓淇家詠恚麑ξ揖涂床豁樠哿耍娏宋也皇遣焕恚褪乔么蛭乙獦淞⒄_的考大學觀。有時還在全體干部職工大會上不點名的批評我，說有些年輕人政治學習心不在焉，看似坐在那兒聽講，實際上不知道在想什么（他說得沒錯，我確實是心不在焉，有時在背英語單詞，有時在背政治）。大隊部的李云斗指導員在給我們團員開會時也語重心長地教導我們（我的同事龍寧和周抗也考大學，不過他們被領導嚇得不敢考了，只剩下我這個不聽話的人了。周抗在1979年考上了青海師專的中文專業）要以工作為重，處理好個人利益和工作的關系。說實話，我為了不讓領導挑我的毛病，我對工作一點兒也不敢馬虎。我的同事李振英曾多次提出幫我改作業，我都謝絕了，我怕萬一改錯一道題，那是白紙紅字呀，不是找著挨K嗎？那時我除了學習上的壓力外，更大的壓力是來自于領導，這種壓力在一段兒時間給我造成了很嚴重的困惑。我從小是個乖乖女，由于學習勤奮，聽老師的話，經常受到老師的表揚，可我只因考大學，卻受到領導如此的批評，實在是讓我抬不起頭來，有一種負罪的感覺。高教導員的女兒七八年高中畢業，我盼望著她的女兒也考大學，好讓高教導員對我理解一點?？墒撬呐畠悍艞壛丝即髮W，我的幻想破滅了。在那段時間，我似乎像賊一樣，要偷偷摸摸的學習，我的好友曾憲文把她醫務室的鑰匙給我讓我在她辦公室學習，免得讓我同宿舍的人因影響她們睡覺煩我。有一次凌晨兩點多的時候，當我走出醫務室門時外面的幾只狗在狂叫，我恐懼極了，也很害怕這時竄出一個“老職工”（刑滿就業的犯人）來，一陣狂奔回到宿舍后門口的臉盆和水壺被我撞得劈了啪啦地響，之后的好長時間我都心有余悸。有一次，我爸托人在上海給我買了一套數理化自學叢書寄給我，我還沒來得及把書放到宿舍就在食堂的門口碰見了團支部書記，他用審視的目光盯著我手中的書，告誡我不要把領導的話當耳旁風。 注：中間那間是我曾經的宿舍（拍攝于2015年8月15日） 　　之前，我對領導的批評還是滿在乎的，可是批評多了我也就皮了。我想我又沒有影響工作咋就成了“壞人”了呢？既然你們煩我考大學，那我就破罐子破摔吧。在恢復高考的時候，國家的人才青黃不接，我在報紙上看到國家號召有志青年要積極報名參加高考。我父親是一個單位的小領導，他們單位非常支持年輕人考大學，還專門給時間讓他們在家復習。本來我當時是想考上大學以后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為國家多做貢獻，現在被他們把我逼的多了一個目的，那就是拼死也要考上大學，離開這些“不懂事”的人。我在心里暗下決心，“考不上大學，誓不為人”。 由于我的心不在焉，在一次打籃球的時候，我與同事王文霞在搶籃板球的時候倆人的頭狠狠的撞在了一起，她的個子比我高多了，塊頭也大，我是一個弱不禁風的人，她揉揉腦袋沒事了，而我卻被她給撞悶了。到了晚上我的臉腫起來了，不但臉腫而且鼻青，眼睛也變成了一條縫。第二天我就更面目全非了，往日的美女變成了丑八怪。我不敢去上課了，我怕學生們見到我這個樣子會嚇壞他們，再說我頭疼欲裂實在也難以堅持工作。我的好友曾憲文讓我去她家吃飯，她和她的丈夫老趙哥像親人一樣照顧我，他們也是我終生難忘的恩人。 幾天后的一天，我剛下課，一位同事告訴我說，我爸媽來看我了，他們正在宿舍門口等我呢，讓我趕緊回去。我沒想到在我最痛苦、最失意的時候我的父母來看我（我想是不是生物感應，要不然我父母怎么這么巧在這個時候坐著大卡車來看我呢），直至現在每每想到這個情景我都按奈不住眼中的淚水。我一路小跑眼淚在眼眶里打轉，我叮囑自己不要哭。在我到了宿舍的院子門口看到我的父母風塵仆仆的樣子在那等我時，那一刻我忍不住地哇哇大哭了起來，我的父母看到我鼻青臉腫的樣子，像來堅強的他們都心疼的哭了。第二天我媽立即找了校長為我請了假，帶我去廠部看病，醫生擔心我會是腦震蕩，建議我去西寧的勞改局醫院看一下（勞改局醫院是我們勞改系統的中心醫院，后來改稱青海省紅十字醫院）。于是我爸爸就請了假帶我到勞改局醫院住了院。經診斷我有輕度的腦震蕩，而且鼻子也歪了?，F在想起來挺后怕的，如果不是老天爺派我父母及時來看我，我爸帶我去看病，也可能我就成了個嫁不出去的歪鼻女了。還算好，我住了一個月的院后基本恢復了。在這一個月里，我邊治療邊學習，我爸的一位老同事的兩個女兒七八年也考大學，阿姨的小女兒是西寧市第十一中學的學生，學校給他們發了一些資料，我有時到她家去看資料，跟她們一起學習。這一個月對我來說復習的收獲實在太大了，這些資料讓我很受用。 注：拍攝于2015年8月15曰 　　在臨近高考的前幾天，我準備向校長請三天假復習一下。在我剛走出辦公室時，校長向我迎面走來，他老遠揮著手說：“小王，我正要找你呢”，我說：“我也要找您”。我跟他會合后他說：“過幾天你就要去高考了，這幾天你抓緊時間多上一些課，等你走后讓學生們做作業”。我聽了校長的話后，無語了，我扭頭向我的辦公室走去，眼淚噗噗啦啦地往下流。 高考的前一天，場里派了三輛大轎車拉我們去格爾木縣（現在的格爾木市）參加高考。我記得大概有百十來人，主要是廠部子弟學校的應屆高中畢業生，我們在職人員好像有十幾個人。我們到了格爾木后，廠里政治科的馮宏培干事安排我們住在了一家招待所，招待所給每個房間配了一個五磅的暖壺，每個房間每天只能供應二次的開水，喝完了就不再提供開水了，每個房間住了四個人。記得晚上我們在隔壁的飯店吃飯，米飯是生的，晚上睡覺時發現床是搖晃的，一翻身吱吱扭扭的響，那一夜我是沒睡好。 高考第一科考政治，下午考物理，物理題很難；第二天上午考數學，在考數學的時候，我的身體虛弱到了極點，在這之前我渾身都在浮腫，連拿鋼筆的力氣都沒有了，到醫院檢查也沒查出個啥病來，醫生說是疲勞過度。在考場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流，我咬著牙在鼓勵自己一定要堅持，我默默地對自己說：現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關系到自己今后的前途命運，堅持，堅持，再堅持。跟我一起考試的一位應屆考生叫宋毅軍，廠部學校的老師們說他是應屆生中最有希望考上大學的人。還沒到交卷的時間他就交卷了，他和我在一個考場，我坐在考場的第一排，當他從我跟前走過的時候，我的信心備受打擊。我想，他一定是做得不錯，可是我還有幾道題沒做呢?？纪旰笪覀兌荚谧h論試題，我對宋毅軍說，你都提前交卷了，考得不錯吧。他說，我有好幾道題不會做，反正坐在那也是白坐，所以我就先交卷了。我恨自己的心理素質太差，別人交卷了自己在心慌什么。第三天上午考語文，作文題目是縮寫《速度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現在看來縮寫這種作文題材是再簡單不過的了，可是在那個年代，我們在高中的兩年里，不是學工、就是學農，要不然就是“批林批孔”，從來沒有學過什么縮寫，還好縮寫總比擴寫好，總不至于言之無物吧。七八年的高考考了六科（23日報考外語類的考生考外語口試，我們之中沒有報考外語類的），7月23日廠里派車來接我們，我們見到政治科的馮宏培干事時就像見到了久別重逢的親人，因為這幾天我們吃的是夾生飯，喝的是涼水，住的是搖搖床。我們迫不及待地拿上行李，坐上車，離開了這個讓我們難忘的地方。在車上，大家都呼吁先到我們農場的三大隊吃了飯再回去。馮干事同意了，司機知道我們這些年輕人餓極了，加快油門往回趕。我們在三大隊的食堂美美的吃了一頓飽飯。 高考成績發榜了，我們這百十來人中有3個人的成績上了分數線，我和我的同學張春曉，還有一位應屆高中畢業生叫徐波。張春曉剛過本科線，他最后沒被錄取（1979年他考上了葛洲壩水電工程學院，現在的三峽大學）。這一年我們諾木洪農場考上了兩個人，我和徐波。徐波上的是青海醫學院的臨床醫學專業（他的父母都是廠部醫院的醫生），我上的是青海民族學院的化學專業。其實，我在七八年高考時最想上的是醫學類院校，可是報紙上說，教師要首先報考師范院校，師范院校要優先錄取教師，我就沒敢報考醫學院，這是我一生的遺憾。 注：往日的戈壁灘，今日的紅色海洋。 　　1978年的高考是全國統考，我們是7月20號至22號參加高考的，可是到了10月底了我還沒有接到錄取通知書，我開始心慌了，因為我感到我已經沒有體力下一年再參加高考了。11月初的一天，我終于收到了錄取通知書，原來這份通知書從西寧寄到了格爾木，又從格爾木轉回到都蘭縣，從都蘭縣才寄到了諾木洪農場。通知書上的開學時間是十月初（我不記得具體時間了），我收到通知書的時候已經過了報到的時間。我急著要去廠部辦理相關的手續，在我找車的時候碰上了高教導員，他說，他要去廠部，讓我坐他的拖拉機一起去。在車上，他深情地讓我理解他，他說，我如果上大學走了，學校的英語課就沒人上了。我是一個優秀的老師，除了英語科外，語文、數學、物理都能教，他舍不得讓我走。我靜靜地聽著他的表白，無論他說什么我都不會領他的情，當時我對他只有恨，要不是他對我的打壓，可能我會考上一所更好的大學。 在我上了大學以后，我冷靜地回憶了我的高考之路，想想當年高振武教導員也好，還是團支部書記也好，他們都還是好人，當時也沒有惡意，只是當時對高考的認識不到位，只考慮了本單位的需要（當時我們學校高中生也算是“人才”了，大部分老師是初中畢業生）而已。因此，我對高教導的恨也就釋然了。后來我在?？诠ぷ鲙状位匚鲗帟r想去看望他，可是沒有打聽到他住的地方。還有，七七年高考數學科的失誤，是我自己粗心大意造成的惡果，我不能怪別人，只能怪自己。這個極其嚴重的教訓，以至于我在后來的招生工作中不斷地提醒自己，認真，認真，再認真。 在我高考的時候，還有許多人在鼓勵、幫助我。我們二大隊的張興漢干事常常悄悄地給我鼓勁，有一次他對我說：“小王，考大學沒錯，你不要在意別人的批評，好好努力”；我的一位學生家長江干事見到我說：“小王，好好復習吧，不用把太多的時間放在學生身上，孩子們會考上初中的”（他的兒子是我班上的學生，七八年小學五年級畢業要小升初）；廠部學校教英語的嚴德慧老師和武富深老師，只要我去找他們，不管有多忙他們都會耐心地給我輔導英語，而且還常常夸我學習用功。我同宿舍的王翠萍，她是一個極其老實的女孩，在我與她同住的那段時間，我常常是二三點睡覺，開著燈學習肯定會影響她睡覺，但她從不抱怨，還常常說：“沒關系?！蔽抑浪菑V東人，一直以來我都在打聽她的消息，可是我們同學中沒人知道她現在在哪兒。還有，七八年考完數學后，宋毅軍知道我有病后，到他父親的朋友家給我找了點藥，我吃了藥后第二天好多了。再提一下我的好友曾憲文，她比我大9歲，當時我們都親切的叫她老曾。她為了給我“減負”，在我復習高考期間每天早晨6:00到大隊部幫我開廣播；到了開飯的時候只要她在食堂見不到我去吃飯就會到學校去找我，她怕驚動我學習，悄悄地趴在我辦公室的窗戶上看我是不是在里面，如果我在的話，她就小聲的提醒我去吃飯；有時候食堂的門關了她就讓我到她家去吃飯；那個時候我經常去她家吃飯，有時還住在她家。還有李振英老師，她為了讓我盡快的把學生的作業改完好騰出時間復習，幫我把學生的作業翻到需要改的頁面，我直接拿過來改，改完了她再幫我把作業本整理好；她還常常幫我送學生（因為我們二大隊有兩個中隊，離學校比較遠，為了避免學生在公路上發生意外，學校安排老師們每天輪流送學生回家，來回也得一個多小時，每天2次）。在離高考還有一個多月的時候，我有幾道題需要向劉技術員請教，我到廠部生產科他的辦公室找他，他的同事說：“劉技術員要考研究生了，在家復習呢，你到他家去找他吧。”我去他家他給我講完題后，我說：“聽說您要考研究生了，以后我就不來找您啦。”他真誠地對我說：“你還是要繼續來，你是年輕人，前途重要，我今年考不上，明年可以再考嘛”。當時我感動地說不出話來，我使勁的點頭，把他的話牢牢地刻在了心里，永不忘記。后來在我上大學期間，因為我的偏頭疼和神經衰弱很嚴重，以至于影響到了我的學習，他還寫信開導我，鼓勵我，像親人一樣的關心我。另外，在我到西寧看病回單位路過都蘭縣的時候，我去看望我高中的化學老師陳從善，他讓我暫不要回單位，住在他家給我輔導幾天化學。記得他給我輔導了一周的化學，還送給我一本文革前的高考化學試題匯編。七八年我的高考成績化學科得分最高，除了那年化學試題較為容易之外，陳老師對我的輔導也是功不可沒的。 2015年8月，我們都蘭一中高中同學組織了畢業40年的聚會，我借此機會與李長江、蘭少平去了一趟諾木洪農場（這是我們共同工作過的地方）。當我踏進二大隊的時候，不禁感慨萬分：那熟悉的學校、熟悉的大隊部、熟悉的宿舍、熟悉的醫務室……，只是沒有見到一個熟悉的人。我從這里考上了大學，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地方。 注：諾木洪農場二大隊子弟學校教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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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那刻骨銘心的記憶

蒲公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