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b>那年杏林春色好</b></h1><h3><b> ——記三線建設中的遵義醫學院</b></h3><h3><br></h3><h3>作為從遵義醫學院畢業的我，曾經想過：假如當年大連醫學院不南遷遵義，那么從小在貴州長大的我就很可能不會與這所學校結緣，我的人生或許就是另外一個樣。</h3><h3><br></h3><h3>一所學校能改變一個人的人生，一個時代能改變許多人的人生。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缺憾，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使命擔當。為了理想信念而前行的人，永遠值得人們敬重、緬懷。</h3><h3><br></h3><h3>母校，學子的故鄉，一生的牽掛。近年來，搜集了一些遵義醫學院的校史資料，為母校光輝的歷史而自豪。前些時，應約撰寫一篇關于遵義醫學院與三線建設的文章，欣然從命，而得此篇。</h3><h3><br></h3><h3>一、南遷及緣起</h3><h3><br></h3><h3>1969年5月5日，一輛專列從遼寧大連站出發，經過遼寧、河北、北京、河南、山西、陜西、四川，奔向相距約三千公里之遠的大西南腹地——遵義。</h3><h3><br></h3><h3>這是一次應當載入史冊的南遷行動，這是一次浩大的歷史性的搬遷——大連醫學院舉校南遷貴州遵義，更名為遵義醫學院。</h3><h3><br></h3><h3></h3><h3>呼嘯前行的專列掛有餐車、行李車和數節硬臥車廂，南遷隊伍中每個家庭都分配有一個臥鋪位，以照顧年老體弱者及小孩。南遷行動紀律性甚強，為防意外情況發生，途經北京時不停車、不開窗，一晃而過。家在北京有親戚的教職工原以為在北京站要停車的，臨行前也告訴北京的親戚了，親戚們也在車站站臺上等候著準備見個面、告個別，還買了禮物讓帶到貴州去，但最后卻很是失望，也有點難過。火車開過北京站后，直到豐臺站才停車加水。隨行的有駐學院及駐附屬第一醫院的工宣隊、軍宣隊代表，按照南遷工作的要求，他們將一同前往貴州遵義，繼續領導學院和附院的“斗、批、改”，在做好交接后再返回大連。</h3><h3><br></h3><h3>這次南遷行動中，有一部分人是經由上海前往遵義的。因為學院里有不少教職工是上海人，這部分人希望去貴州遵義之前先到上海呆上幾天，探望一下上海的親人，經過同意后統一乘船先到上海，在上海停留數天再統一乘火車前往遵義。</h3><h3><br></h3><h3>不管是從大連乘專列直接抵達遵義的隊伍，還是轉道上海再乘坐火車前往遵義的隊伍，在南遷途中，都堅持當時所特有的儀式，即“天天讀”、“早請示”、“晚匯報”，唱語錄歌等，還組織了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文藝演出。</h3><h3><br></h3><h3>經過四天的行程，第一輛專列于5月9日下午抵達遵義。當日，學院領導首先組織隨遷的64、65級學生和教職工將檔案文獻資料搬進了檔案室，第二天才分別查找個人行李，這確保了大連醫學院自1947年建院以來的所有歷史資料全部安全轉移到革命歷史名城遵義后得以完整、妥善保存。</h3><h3><br></h3><h3>第一批人員到遵后，經過短暫的安家休整，廣大師生以飽滿的革命精神和激情全力投入到學院的建設中，參加了對附院醫療大樓清掃、粉刷、醫療儀器安裝搬運、校區未完工道路建設等工作。5月12日，機關正式上班。不久，第二輛專列抵遵，經由上海乘車前往遵義的部分人員也于5月15日抵達。</h3><h3><br></h3><h3>此次搬遷，遷移人員共計2636人，包括下列人員：學院本部職工432人，附屬第一醫院職工268人，附屬第二醫院職工55人，附屬婦嬰醫院職工36人，醫療專業64、65年級本科在校學生429人，職工家屬1141人，在外單位工作的職工家屬181人，職工子弟中的下鄉知識青年94人。除少數單獨前往及部分經由上海前往的人員外，南遷隊伍分乘兩個客車專列，由大連站出發，直駛遵義。隨遷物資包括學院本部和420張病床規模的附屬醫院設備、儀器、器械、藥品、材料、家具、圖書、資料以及南遷人員的私人物品等，共使用了100多個火車皮。</h3><h3><br></h3><h3>6月，學院開始派出由臨床老師帶領64、65級學生組成的多個“毛澤東思想醫療小分隊”深入農村巡回醫療。</h3><h3><br></h3><h3>7月上旬，遼寧、貴州兩省關于醫學院南遷交接工作結束，于7月7日由省、地、市聯合在遵義市舉行了“熱烈歡迎大連醫學院內遷大會”。至此，遵義醫學院誕生，改寫了黔北地區沒有本科院校的歷史。</h3><h3><br></h3><h3>那么，大連醫學院緣何南遷并更名為遵義醫學院呢？</h3><h3><br></h3><h3>1964年10月，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平戰結合、加強戰備和三線建設的部署，經國務院批準，高等教育部確定遷建部份高等院校到三線地區，大連醫學院列于名單之中。原先衛生部曾考慮從大連醫學院和青島醫學院兩所學校各抽調部份人員內遷建校，但后來經過反復考量，到1965年決定將大連醫學院全部南遷。</h3><h3><br></h3><h3>明確了大連醫學院南遷后，具體遷往哪個地方，也歷經了一些變數。先是準備把新校建在四川省的自貢市，在自貢市選址后，學院與附院計劃共征土地302.34畝，在擬征的土地中，原有苗圃22畝、花園25畝，其余為荒坡。選址及擬征范圍確定后，形成了遷建計劃上報。隨后，南遷自貢的計劃得到衛生部的認可，1965年8月24日衛生部正式回復，責成大連醫學院負責籌建“自貢醫學院”，限9月底之前提出基本建設設計任務書。9月27日，《自貢醫學院基本建設設計任務書》編成上報。</h3><h3><br></h3><h3>就在這個時候，貴州省委負責人提出，四川已經有兩所醫學院校，貴州遵義地處山區且是三線建設的重點，將有大批沿海企業內遷到這里，而老區人民目前卻缺醫少藥，希望大連醫學院到革命歷史名城遵義選點建校。經權衡利弊，從基建施工考慮，因地質條件的原因，在自貢建校的造價比遵義高38.3%，所處區域位于地震帶，又是鹽井區內，建筑物需要另外設法防腐。因為在自貢建校存在著這些不利因素，使得重新選點遵義便很順利地得到確定。在征求大連醫學院黨委第一書記兼院長周洪生（老紅軍，1935年長征經過遵義時任中央紅軍軍委衛生隊指導員）的意見后，1965年10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決定：大連醫學院改遷貴州省。11月，大連醫學院黨委第一書記兼院長周洪生和副院長王憲文到遵義選點，經與貴州省委書記處書記陳璞如、省建委副主任肖茹、遵義行署副專員李習之、遵義市副市長蘇將玉等人一起實地察看，最后決定將校址選定在遵義火車站附近的長征公社尖山大隊和大山大隊區域內。是月26日貴州省人民委員會正式行文同意大連醫學院遷到遵義市，校址確定在外環路西側大坡和長丘坡腳下的丘陵地帶（長征公社尖山大隊和大山大隊部分土地）。</h3><h3><br></h3><h3>1965年12月24日，《大連醫學院內遷遵義市基本建設設計任務書》編成并上報衛生部、國家建委、國家計委，計劃在1年內建完學院部分。</h3><h3><br></h3><h3>1966年1月11日，國家計劃委員會批準《關于大連醫學院內遷設計任務書的復函》，同意“將大連醫學院遷至貴州省遵義市建校，校名為貴州省遵義醫學院；在校學生規模定為1300名，教職工編制根據精簡原則由貴州省確定；遷建總投資（包括搬遷費在內），控制在340萬元以內。校舍建筑面積在總投資范圍內，由衛生部在審批工程設計時核定”。</h3><h3><br></h3><h3>這年的2月19日，春節剛過，春寒料峭，大連醫學院派出了30余人的南遷先遣隊，在遵義火車站附近租了一間小旅社，掛出了“遵義醫學院籌備處”的牌子開始辦公。同行的還有20余人的醫療隊，內有陳榮殿、李辰、陳文、龐世增、葉文丘、洪圣福、魏厚義、夏徑等著名專家教授，他們將赴遵義農村開展為時數月的巡回醫療。醫療隊于同年12月13日結束巡回醫療任務返回大連。</h3><h3><br></h3><h3>4月10日，新校破土動工，基建由建工部四局三公司承擔，400余名專業土建工人加上200多人的民工，按部隊建制編為三個連隊，開始了夜以繼日的艱苦施工。大連醫學院本部還調撥了學生鐵床600張及一批桌椅，托運到遵義，供工地施工工人使用。</h3><h3><br></h3><h3>6月8日，在遵義火車站的一間會議室內，召開了遵義醫學院初步設計會議，對基建工程議定了若干原則。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中央衛生部、貴州省建委、省文教辦、省衛生局、遵義專員公署、遵義市委等單位和部門有關負責人，還有北京建筑設計院及建工部四局三公司的工程技術負責人，遵醫籌備處的孫文彬、王憲文主持會議。經研究確定了基建工程的原則，即工程設計應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力求節約，反對“大、洋、全”。工程設計標準為：教學、辦公及實驗室每平米造價80元，生活福利用房每平方米控制在40元以內，宿舍單元房屋內不配廁所、不修煙囪，盡量降低造價，每戶平均居住面積不大于18平方米，集體宿舍每人平均3至3.5平方米。總的規劃：學院部份建房面積39000平方米，附院為39975平方米。殊不知，這貌似節儉的、革命化的設計方案或許就留下了禍根，應與其后醫學院區域內多種流行性疾病的暴發有撇不開的牽連。</h3><h3><br></h3><h3>6月10日，遵義醫學院籌備處工地黨委成立，由大連醫學院黨委副書記孫文彬任黨委書記，田超群（建工部四局三公司）和劉進學（遵義市副市長）任副書記，王友紀、王憲文（大連醫學院副院長）為常委。15日，基本建設工地指揮部成立，張喜群（四局三公司總工程師）任指揮，王憲文、林樂義（北京建筑設計院總工程師）任副指揮，下設辦公室由葛夢若（大連醫學院二附院副院長）任主任。</h3><h3><br></h3><h3>其后，文化大革命運動席卷大江南北，大連醫學院也陷入混亂狀態。9月20日，為避免一些重要資料、物資的損失，大連醫學院黨委向中央衛生部報告，先將部份暫不使用的貴重設備、儀器、圖書提前運往遵義。共清理設備540大箱，圖書500大包，及大量的桌、椅、床等家具，裝了14節火車貨廂，運費35000元，安全運抵遵義。10月17日，學院報請遼寧省衛生廳撥200m3木材，制作南遷物資設備包裝箱4700個（規格0.6×0.7×0.8M），同時向遼寧省衛生廳提出南遷物資處理原則方案為：全部南遷，但醫學圖書資料和儀器設備相同者，2份中運走1份好的，3份中運走2份。12月8日，學院向遼寧省衛生廳報告，要求省廳于1967年3月公開登報，通知社會各界逐步減少醫學院附屬醫院門診人次。醫院內部開始清點物資裝箱，準備從4月份起將附屬醫院分批遷往遵義。但是，由于受文革運動混亂局面的影響，建設中的遵義醫學院基建工地從外地調運材料出現困難，工期就不可能按照預期的時間完成，并且文革運動也導致了學院領導機構全面陷入癱瘓狀態，于1967年4月舉校南遷的計劃便不得不暫時擱置了下來。</h3><h3><br></h3><h3>1969年初，貴州省革命委員會以遵義醫學院校舍已經基本建成為由，向衛生部軍管會提出搬遷大連醫學院的要求。1月29日，根據中央衛生部軍管會指示，由遼寧、貴州兩省革命委員會各派出三名代表組成“大連醫學院南遷交接小組”。 3月7日，遼寧、貴州兩省交接小組共同商定出一份正式協議書《關于大連醫學院內遷交接問題的意見》，確定了南遷人員和物資設備的范圍，確定了參加學院革委會的工宣隊、軍宣隊代表隨行到遵義，繼續領導學院和附院的“斗、批、改”，在做好交接工作后再返回大連，確定了搬遷后遺留下的人員、房產、設備和未完成的“斗、批、改”工作，由附屬第二醫院革命委員會接管等事項。</h3><h3><br></h3><h3>就在南遷遵義的動員及組織實施工作將要進行之時，中國北部邊界發生了一件大事，直接加速了南遷進程。3月2日，蘇聯邊防軍侵入我國黑龍江省的珍寶島地區，我邊防軍自衛還擊，備戰空氣在全國頓時濃烈起來。通過深刻領會三線建設的戰略意義、學習毛澤東主席“備戰、備荒、為人民”的號召和“六·二六”指示精神，廣大師生積極申請到革命老區遵義支援三線建設。</h3><h3><br></h3><h3>3月28日，學院和附屬第一醫院革命委員會及駐院工宣隊、軍宣隊正式在全院教職工中進行南遷的動員工作，組織實施具體搬遷的各項工作也同時開展。</h3><h3><br></h3><h3>4月11日，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正式下文：大連醫學院南遷遵義市，改名為“遵義醫學院”，接受省革委學校工作領導小組和省衛生辦事組領導。</h3><h3><br></h3><h3>5月9日，大連醫學院南遷第一輛專列抵達遵義。</h3><h3><br></h3><h3>7月14日，遼寧、貴州兩省革命委員會大連醫學院南遷交接小組正式向衛生部軍管會、遼寧省革命委員會、旅大市革命委員會報告：大連醫學院交接工作全部完成，大連醫學院名義取消。</h3> <h3>1966年，大連醫學院派出首批入黔醫療隊</h3><h3><br></h3> <h3>入黔醫療隊合影</h3><h3><br></h3> <h3><b>二、紅色基因</b></h3><h3>在革命圣地遵義，流傳有一個家喻戶曉的關于紅軍衛生員的故事。1935年元月，中央紅軍長征途經遵義時，打土豪，分田地，在黔北大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種。當紅軍得知城南七里遠的桑木椏流行雞窩寒（傷寒）時，便派出衛生員去給鄉親們治病。紅軍衛生員送藥上門，使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當這位衛生員完成任務返回駐地時，發現部隊已經開拔，于是手提馬燈追趕部隊，不料在路上遭遇地主武裝而被槍殺。桑木椏的眾鄉親知道后立即趕到事發地，將紅軍衛生員安葬。從這以后，每當鄉親生病無錢醫治時，就會想起犧牲的紅軍衛生員，就不斷有人到墳前焚燒香燭紙錢祭拜，回家后每有病情減輕者，就認為是紅軍衛生員顯靈，于是一傳十、十傳百，傳遍四面八方，前來紅軍衛生員墳前祭拜的群眾越來越多。全國解放后，紅軍衛生員的墳遷到了小龍山，從此人們就將小龍山稱為紅軍山，將紅軍衛生員的墳稱為紅軍墳。紅軍山上紅軍墳的香火至今不斷，前往祭拜的群眾絡繹不絕。</h3><h3><br></h3><h3>或許是老區人民的虔誠感動了上蒼，時隔三十四年之后，一所醫學院校從渤海之濱舉校遷來，扎根黔北遵義，為革命老區人民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而時任這所醫學院的黨委書記兼院長周洪生同志，在當年紅軍長征經過遵義時，任中央紅軍軍委衛生隊指導員。這或許是一種巧合，或許是一種宿命，但更是使命。因為這所醫學院校本身就有著光榮的紅色基因，它是中國共產黨一手創建的醫學院校，曾經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在新中國社會主義醫療衛生事業及醫學教育事業中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h3><h3><br></h3><h3>大連醫學院創建于1947年。學院創始人、第一任院長王布君，原名王雷，于1936年畢業于河南大學醫學院，并考取了北平協和醫學院研究生。他在“七·七”事變后，在國難當頭之際，毅然投筆從戎，行走千里奔赴延安參加革命，改名黃農。于1938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任新四軍三、五支隊軍醫處長，新四軍七師衛生部部長，山東軍區衛生部部長。1945年，隨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羅榮桓到達東北，先后任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部衛生部部長、南滿軍區衛生部部長、遼東軍區衛生部第二部長，駐防于安東（今丹東）鳳凰山一帶。1946年2月，黃農被派往大連，組織接收敵偽醫藥物資，籌集醫藥器械，解決部隊衛生后勤問題。到大連不久，便主持大連地區衛生工作，擔任旅、大、金行政聯合辦事處衛生委員會主任，因當時大連地區黨的組織沒有公開，故到大連后改名為王布君。1946年9月，王布君任大連衛生局局長。1946年12月，鑒于前線衛生人員十分缺乏的狀況，他建議并組建了大連臨時醫學專門學校，兼任校長。創校初期，親自編譯部分教材，親自授課，組織人員開辦“人和行”貿易機構，以解決學校經費的不足。1947年2月1日，大連市第二屆臨時參議會通過創辦大連醫學院的決議，原大連臨時醫學專門學校取消，改為大連醫學院特設班。大連醫學院歸旅大行政聯合辦事處領導，任命王布君兼任大連醫學院院長，校址設在柳林街98號。1947年4月初，旅大行政聯合辦事處改為關東公署，4月19日大連醫學院奉關東公署訓令改名為關東醫學院。王布君任關東公署衛生廳黨組書記、第一副廳長（當時大連黨組織未公開，廳長由黨外人士擔任）、兼任關東醫學院院長。5月4日，關東醫學院于柳林街98號舉行創校暨首屆開學典禮，關東公署領導及駐旅大蘇軍代表蒞臨祝賀。1947年冬，14名特設班學員作為實習參加了解放鞍山、遼陽戰役的醫療救護工作。1948年5月，特設班學員通過畢業考試并分往前線。1948年11月，關東醫學院首屆學生提前畢業，除留校12名和分配在大連地區50多名外，其余的學生都分往前線，參加了解放東北和華北的戰斗。</h3><h3><br></h3><h3>1949年4月，大連大學成立，關東醫學院改為大連大學醫學院，中央委派原新四軍衛生部長、著名醫學專家沈其震同志任院長。沈其震到任后為加強學院師資力量作了積極的努力。他曾先后到香港、上海等地利用各方資源招聘教師。他在香港雪廠街建立聯絡站，秘密通過南京的沈其益（沈其震之弟，著名植物病理學家）和上海的嚴希純（中共地下黨員）等人在國統區的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聘請了一批專家教授，在香港又通過民主人士爭取了幾位臺灣專家教授，并通過各種關系延聘了剛從國外回來的專家學者。這些專家教授從不同渠道，在不同的時間里，先后在香港集中，再設法分乘外國船只經朝鮮（天津解放后經天津）來到已是解放區的大連，投身革命，壯大了大連醫學院的師資隊伍。如首批到學院執教的就有楊濟時、張毅、魏曦、何琦、熊榮超、葉興杰、崔永錫、李昌甫、吳汝康、李辰、周輝、陳文、方侃、唐月萱、葛樹培等，以后又有吳襄，喬樹民、伍律、劉谷蓀、陳榮殿等加入學院。使教師由創校初期的10余人，急增到110余人（其中教授16人，副教授14人，講師23人，助教61人），對大連大學醫學院的正規化建設與發展，起了重大作用。</h3><h3><br></h3><h3>1950年7月，大連大學取消，大連醫學院獨立，其后大連醫學院的名稱一直使用到1969年南遷遵義之前。</h3><h3><br></h3><h3>當初經沈其震院長延聘前來學院執教的專家教授多有著傳奇的經歷，具有精深的專業造詣。比如藥理學家張毅教授，湖南省寧鄉縣人，1924年考入湘雅醫學院，1926年秋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經同學介紹先后加入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在學校積極參加反對列強侵略和軍閥統治的學生運動，1927年初被學校開除。1927年2月進武昌大學醫學專修科學習時，因沒有帶黨的組織關系，與共產黨脫離了關系。同年4月投筆從戎，加入北伐軍11師葉挺部隊衛生隊，任上尉軍醫。國民黨發動“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后，張毅隨葉挺部隊到南昌參加了舉世聞名的“八一南昌起義”，旋即轉戰會昌、瑞金、長汀、上杭、潮州、陸海豐等地，因所在部隊在一次戰斗中被打散，與部隊失去聯系，于1928年回到老家寧鄉縣教書。1929年7月進入上海中央大學醫學院學習，1932年7月畢業留校任藥理科助教、講師，1935年考取庚款留英為倫敦大學生理學系研究生，1936年7月為英國愛丁堡大學藥理學系研究生，在著名生理學家伊文思和著名藥理學家克拉克指導下從事研究工作，在英國《實驗生理學季刊》上發表了《關于哺乳動物心臟新陳代謝的研究》等5篇論文，獲醫學博士和哲學博士學位。1938年謝絕導師克拉克的挽留，回到中國。1938年至1949年春任上海醫學院藥理科講師、副教授、教授，兼上海天豐藥廠廠長。國共決戰時，國民黨動員他去臺灣，他予以回絕，受到跟蹤監視。中共通過沈其益邀請他到解放區的大連工作，他欣然同意。1949年2月冒著生命危險秘密離滬，經香港由海路抵達大連，投身于大連醫學院的創建與教學工作。南遷遵義前，歷任藥理教研室主任、教務長、副院長、旅大市副市長。</h3><h3><br></h3><h3>又如婦產科專家陳文教授與眼科專家李辰教授，原先都在臺灣大學醫學院工作，李辰任眼科副教授、科主任（當時姓名邱林淵），陳文任婦產科副教授（當時姓名王經授），與皮膚泌尿科講師吳萬耀（后改名為周輝）一起，在中共地下黨員、臺灣大學醫學院第三內科主任許強等人的影響下，三人改換姓名于1948年12月離開臺灣，經香港抵達大連，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許強以及還沒有離開臺灣的皮膚泌尿科胡寶珍、耳鼻咽喉科蘇友鵬等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師于1950年被臺灣當局抓捕，許強和郭琇琮等醫師被處決，胡鑫麟、胡寶珍、蘇友鵬等醫師被關在綠島10多年。）</h3><h3><br></h3><h3>再如胸外科專家葉興杰教授，1939年畢業于上海醫學院，其后歷任上海醫學院外科住院醫師、住院總醫師、主治醫師、講師。1946年春赴美國喬治亞大學醫學院胸外科進修。1947年任上海國防醫學院外科教官兼胸外科主任。1948年冬由地下黨介紹，經香港到解放區大連，任大連醫學院外科教授、教研室主任。他在中學讀書時任學生會主席，曾因參加愛國救亡運動被學校開除，在上海醫學院學習和工作時積極投身于地下黨所領導的學生運動，掩護革命同志，為新四軍浙東支隊采購及運輸藥品器材。</h3><h3><br></h3><h3>大連醫學院是中國共產黨一手創建的學校，具有光榮的紅色基因，曾經為解放戰爭時期的東北戰場和華東戰場，以及后來的抗美援朝，輸送了數百名優秀的戰地醫務人員。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學院師生積極響應祖國號召，多次組織手術醫療隊奔赴前線救治傷員，并成立檢驗組隨同衛生部組建的細菌戰調查團，分赴朝鮮和中國東北開展調查，在槍林彈雨中收集美國實施細菌戰的證據，向全世界揭露了美帝國主義侵略者的罪行。魏曦、何琦兩位教授因此榮獲朝鮮人民政府頒發的二級國旗勛章以及志愿軍司令部頒發的功勛紀念章。毫無疑問，這所學校從它成立的那天起，就凝聚了一批愿為國赴難、為民請命、為蒼生除病患的仁人志士，因此，就有了在三線建設這樣一個國家層面的重大戰略部署下舉校南遷的壯舉。</h3> <h3>南遷時的遵義醫學院</h3> <h3>隨遷到遵義的64、65級學生參與校區創建場景</h3> <h3><b>三、扎根遵義</b></h3><h3>大連醫學院搬遷到遵義并更名為遵義醫學院后，上級明文指示，遵義醫學院不參加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集中力量搞好本單位內部的“斗、批、改”。這一規定，使遵義醫學院避免了介入地方上的派性斗爭，免遭武斗之禍。</h3><h3><br></h3><h3>1969年7月16日，貴州省革委批復同意遵義醫學院附屬醫院規模為病床500張，門診為每日1500人次，并擔負全省部分地區疑難病的診療和對農村衛生人員培訓指導，同意附屬醫院在當地農村招收護士、衛生員80人，自行培訓。</h3><h3><br></h3><h3>7月20日，附屬醫院門診正式開診。除本省各地的百姓聞訊趕來外，四川、云南、湖南的病患者也紛紛前來就診，不少人半夜就到醫院排隊掛號，醫院的日門診量曾一度近2000人次。病房由于條件所限，暫時開放病床314張。</h3><h3><br></h3><h3>此時，雖然學院及附屬醫院南遷到遵義后已經更名為遵義醫學院和遵義醫學院附屬醫院，但遵義的許多百姓卻愿意稱呼為“大連醫學院”和“大連醫院”。一直到現在，許多上了年紀的老遵義人依然是這樣稱呼，把到醫學院附屬醫院去看病說成是到“大連醫院”看病。“大連醫學院”、“大連醫院”——這一遵義老百姓長期以來的習慣稱謂，既明晰了遵義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的淵源，更是純樸的老區人民感恩的體現。（1986年9月，遵義市人民政府決定將遵義醫學院門前大道——原遵義市外環路西路段正式更名為大連路。）</h3><h3><br></h3><h3>8月，64級、65級學生繼續開展復課鬧革命。學生按三分之一的人數參加醫療隊，和部分教師一起到遵義、銅仁、畢節、安順、黔南等地、州農村開展醫療教學活動，足跡遍及5專州、12縣，計劃為三個月一輪換。留在學院里的學生開始復課。此時，舊的教材因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著作，不敢使用，便決定都學新醫療法，通過一兩個月的學習，使多數學生能獨立施行針刺療法。</h3><h3><br></h3><h3>10月，隨學院南遷而來的工宣隊撤離并返回大連，來自建工部四局三公司的工宣隊入駐學院（1977年11月12日撤離）。</h3><h3><br></h3><h3>學院在遵義安家后，地方上努力為學院教職工解決后顧之憂，如對隨遷來遵的外單位職工安排對口工作，給隨遷的職工子弟中的上山下鄉知青安置了新的“再教育”社隊。為了解決遵義醫學院職工子女入學問題，遵義市教育局在醫學院對面、東方紅磚瓦廠旁邊修建了一所“北京路學校”，該校包括小學和初中兩部分，擁有簡陋平房1000平方米左右，學生以遵義醫學院職工子弟為主，兼收附近機關和居民子女入學。（1972年9月，經與遵義市教育局協商，原“北京路學校”移交遵義醫學院接管，改名為“遵義醫學院子弟學校”）。</h3><h3><br></h3><h3>但是，由于當時條件所限，南遷來遵義的廣大教職工家庭在生活上還存在很大的困難。一是這個時期遵義的三線建設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前后幾年大量沿海企業內遷到遵義，以及參與三線建設的勘測、設計、施工隊伍成建制開赴遵義，使城市人口猛漲，蔬菜副食供應便成了問題。雖然地方上已經安排近郊農村種植蔬菜、發展養殖業和農副土特產品加工業，并組織物資、糧食、商業等部門增設服務網點，但是卻仍然滿足不了極速增加的城市人口的需求。二是當初住房設計的面積過于狹小，加上沒有修建配套的廁所、下水道，爐灶無管道排煙，居住十分不便。其時的生活環境條件與南遷之前在富庶的海濱城市大連相比，相差太大。加之南北兩地的生活習慣存在較大差異，一時半會也難以適應。</h3><h3><br></h3><h3>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廣大教職工在新的環境中努力工作，搞校園荒地綠化，平整校內道路，與隨遷學生一道進行勞動建校。附屬醫院的廣大醫務工作者保持優良的醫德醫風，以優質的醫療服務質量，贏得了遵義人民的贊許。</h3><h3><br></h3><h3>時間進入到70年代。對于教育革命怎么搞，學院領導層也沒有清晰的認識，于是在1970年派出兩個參觀學習小組外出學習教育革命經驗，一組赴廣州中山醫學院、廣州軍區衛生部和衡陽第二醫院參觀學習，另一小組赴吉林醫科大學參觀學習。看到其他學校都在搞校辦工廠、校辦農場，于是學院在湄潭縣黃家壩區物色到一處場所，原是湄潭縣革委會辦的“花江五七戰校”，學院要了過來，于當年8月份建起了“花江五七農場”，作為教育革命、防病治病、科學研究和生產勞動的四結合基地。</h3><h3><br></h3><h3>5月31日，隨學院南遷而來的空3軍軍宣隊返回，陸軍41師軍宣隊進駐學院（當年11月撤離，改為軍代表駐校。其后，軍代表于1974年1月撤離）。</h3><h3><br></h3><h3>7月，為解決南遷后附屬醫院護理人員的嚴重不足，從學院基建占地的公社生產隊招收貧下中農子女40名、從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中招收40名進行培訓。</h3><h3><br></h3><h3>8月份，開始派人到“花江五七農場”耕種和開墾荒地，除種糧食外，兼種中藥材和蔬菜。到年底，播種耕地40畝，新墾荒地5畝。在農場的人員有57名，除了少數工宣隊員和管理人員外，多數是“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清劃出來的所謂“階級敵人”，他們被送到農場來接受批判，監督勞動，“徹底改造思想”，其中教授5人，助教6人，其他25人。</h3><h3><br></h3><h3>8月底，64級、65級學生畢業，實際分配人數430名，大多分配到貴州省內。這時，學院已經沒有在校學生。64、65級的學子，在錦瑟年華，跟隨學校南遷遵義，在南遷行動中出了大力，南遷遵義后在校區創建中流了大汗，畢業后大多分配在貴州山區基層醫院，許多人在貧困地區度過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華，為當地的醫療衛生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令人欽佩，歷史應該銘記。</h3><h3><br></h3><h3>10月，為解決附屬醫院護士缺編問題，根據省革委下達的招工招標，在烏江水電八局招收40名應屆初中畢業生，通過半年的半工半讀“護士培訓班”培訓，分配到各科做護理工作。</h3><h3><br></h3><h3>到1970年的12月，附屬醫院發展到500張病床，門診每日2000人次。因醫療作風嚴謹，服務質量好，深受遵義地區及省內外廣大患者稱贊。</h3><h3><br></h3><h3>這一年，學院組成40人的教育革命實踐隊，分成三個小隊，一個深入工廠，兩個深入農村，幫助基層培訓了398名“赤腳醫生”和衛生員。</h3><h3><br></h3><h3>然而，正當廣大教職工在努力適應新的生活和工作環境的時候，在1970年的第四季度，卻暴發了一場流行病，嚴重影響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h3><h3><br></h3><h3>早在南遷之前，學院師生中已有肝炎散發出現，有些患者帶病堅持，隨院南遷。到遵義后由于工作、勞動任務繁重，加之住房條件和衛生設施很差，飲用水源不潔，下水道排水不暢，以及生活物資供應困難等，發病人數逐漸增加，以至到1970年的第四季度演變成肝炎大流行。而在其后的幾年里，又有多種流行病的發生，曾一度引起了廣大教職工的恐慌。</h3><h3><br></h3><h3>時間來到1971年。這一年政治運動接連不斷，據統計，全年共開全院性大批判會6次，連隊以上批判會311次（文革開始后，職工和學生都按軍事建制編為連隊活動，統一管理），出大批判專欄174期。為落實備戰，在市人防辦指揮下，學院利用自然條件挖掘山洞，經過兩月挖成進深50多米的坑道式防空洞，挖土方653立方米，可隱蔽500人。雖然政治運動不斷折騰廣大教職工，但業務工作卻也在照常進行。</h3><h3><br></h3><h3>4月，開始為湄潭縣舉辦一個新醫培訓班，培訓期三月。同月，為空軍某部培訓衛生員40名。</h3><h3><br></h3><h3>5月8日，受中央衛生部軍管會委托，主持中西醫結合治療急腹癥經驗交流學習班，有西南、中南、華南各省市選派的專業人員參加，人數54名，至6月19日結束。</h3><h3><br></h3><h3>8月，從64級、65級已經畢業的兩屆學生中，抽調40人回校作為師資。</h3><h3><br></h3><h3>9月，抽調50余人組成三個隊去遵義、鳳崗、綏陽三縣進行巡回醫療。此外，還組建了援外醫療隊和赴湘黔鐵路醫療隊。</h3><h3><br></h3><h3>10月，附屬醫院的耳根麻醉和中西醫結合治療急腹癥在全國新醫班交流，產生較大影響。中西醫結合治療急腹癥消息在《人民日報》上刊登，衛生部也派人到附屬醫院急腹癥病房拍攝紀錄片。</h3><h3><br></h3><h3>而就在這一年的11、12月，在頭一年暴發流行的肝炎尚未控制的情況下，學院內又發現一種罕見的傳染病流行，患者表現為肢體疼痛、麻木、抽搐、頭疼、頭暈等神經系統癥狀。少數病例嚴重惡化，累及心臟，使心律失常、肢體癱瘓，心腦電圖改變。這種病被定名為流行性多發性腦脊髓神經炎。</h3><h3><br></h3><h3>從1970年暴發流行肝炎開始，到1971年11、12月份出現的流行性多發性腦脊髓神經炎，再加上痢疾，多種傳染病流行到1973年達高峰，患病的職工越來越多，有的一人身患多種傳染病。72級學生詹世忠、職工家屬夏元浩因病死亡，更引起學院上下的恐懼。學院內部動員了一切力量，成立了專職的疾病防治小組，一邊治療，一邊開展流行病學普查。由于病人實在太多，病輕的職工患者也必須帶病堅持工作，為重病職工醫治，全院工作與生活幾乎陷入癱瘓。</h3><h3><br></h3><h3>1973年2月，院黨委書記周洪生、副書記叢亞凡、呂鑒朋等人，乘坐學院伏爾加轎車趕赴貴陽向省委匯報病情，車行至修文縣境內，被一輛違章行駛的北京牌吉普車所撞，發生了嚴重車禍。轎車駕駛員王秉笈不幸殉職。周洪生重傷，左脛骨平臺粉碎性骨折、肋骨多發性骨折，嚴重腦震蕩。其他人均不同程度負傷。</h3><h3><br></h3><h3>3月21日，學院派出呂鑒朋、穆道生、馬俊良三人赴京向中央衛生部錢信忠部長作了有關疫情的匯報。</h3><h3><br></h3><h3>學院的疫情引起了中央和省革委嚴重關切，省革委特派了由省科教辦公室主任秦天真帶隊的工作組到學院來協助解決問題。經過調查統計，全院神經炎患者有694人，肝炎患者594人。教職工中病員占70%，學生中占50%。調查結果上報之后，立即得到了省內外的大力援助。重慶醫學院、貴陽醫學院、906廠、209地質隊、301廠和56醫院等單位派來30余位專家和醫師，中國醫學科學院流行病研究所派來了一級教授黃楨祥，遵義地委副書記王道金親自參加學院治病領導小組，省商業部門批準供應食糖等營養品。7月20日，在大連市衛生局和第二職工醫院的支持下，有部分患病職工受批準返回大連治療，計劃療養3-6個月。</h3><h3><br></h3><h3>通過流行病學調查，找出病因，改善飲水衛生條件，補修宿舍內的廁所，修建污水凈化池和地下排水道。實施了這一系列措施之后，疾病流行狀態逐步得到控制。 </h3><h3><br></h3><h3>在如此艱難的境況下，教職工們堅持工作，默默無聞地為醫療和醫學教育事業盡力奉獻。在搞政治運動的間隙，從恢復招生開始，只要允許工作，教職工們便拼命地工作。患病的職工只要還能起床，便掙扎著帶病上班。教職工們在教學、醫療、科研中，保持了醫學院幾十年來形成的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科學嚴謹的治學態度、熱忱服務人民群眾的優良傳統，從而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大批有資歷、有經驗的醫學專家，隨著醫療隊下鄉巡回醫療，給農村群眾解除病痛疾苦，受到各地歡迎。許多知名度甚高的教授，在政治上還蒙受著不白之冤，被懲罰下放農村改造，但他們卻能拋開個人的得失，全心全意地為群眾治病，兢兢業業，任勞任怨，為解除患者的病痛頑強工作。據不完全統計，在數年時間里，遵義醫學院下鄉巡回醫療隊的師生所診治的病例不低于100萬人次。 </h3><h3><br></h3><h3>在這期間，附屬醫院的臨床醫療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中西醫結合非手術治療急腹癥成效顯著，深得患者信任，鄰近省份的患者也不遠千里前來求治。截至1977年的統計，共收治3722例急腹癥病人住院，總治愈率達到92.7％，死亡率由4％下降到1.1％。中西醫結合治療急腹癥及肝膽管結石的成果在國內許多醫療單位也得到推廣，給廣大病患者解除了痛苦。1975年12月，小兒外科對一例8個月女嬰臀部聯體雙胎畸形進行聯體分離手術成功，兩女嬰均成活，為全國聯體分離成功首例，居世界聯體分離成功第九例。</h3><h3><br></h3><h3>學院南遷并扎根革命歷史名城遵義的歷程，無疑是經受了幾多磨難，但是，精神不死，必將薪火相傳。</h3> <h3>醫療隊下鄉巡回醫療及教學活動</h3><h3><br></h3> <h3>醫療隊員采集中草藥為群眾治病</h3><h3><br></h3> <h3><b>四、薪火相傳</b></h3><h3>南遷遵義后的頭兩年，因為學院基本沒有教學任務，許多教職工被派做其他工作，有的被派到臨床做護理和勤雜工作，有的被叫到幼兒園做保育員，有的做清潔工、食堂炊事員，有的下放農場做農活、喂豬，等等。加之各種名目的批斗會，已經使人感到十分的疲憊、厭倦和反感。恢復招生，回歸本職，是廣大教職工盼望已久的事。因而當1972年決定招收第一批學員后，學院上下便立即行動起來。舊的教材不能使用，就編新教材，制定新的教學方案。因為新入學的工農兵學員文化基礎普遍偏低，文化層次參差不齊，于是又組織老師專門編寫了中學程度的文化補習教材（生理教研室的梅懋華、公共衛生教研室的吳長林、病理教研室的錢振超、物理教研室的陳秀文、生物教研室的董謙、生化教研室的崔肇春、楊康成等老師都參與編寫教材并先后給學員補習過語文、數學課）。后勤部門也積極整修教室、學生宿舍，組織物資供應，準備食堂后勤保障。圖書館工作人員也把封禁數年的中外文圖書資料、刊物，整理入庫上架，并開辟閱覽室，為師生服務。<br></h3><h3><br></h3><h3>1972年5月30日，首批408名工農兵大學生入學報到。學員入學后，先接受半個月的入學教育，明白所謂“上、管、改”的意義（即：工農兵學員是教育革命的主力軍，要充分發揮他們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的作用——簡稱“上、管、改”），接著是補習3個月的初中文化課，之后，才正式進入教學任務。</h3><h3><br></h3><h3>從1972年到1977年，遵義醫學院共招收了五期工農兵學員，入學人數分別為：72級408人，73級298人，74級296人，75級330人，76級313人，五期共畢業1613名學員（因各種原因，有32人未獲畢業）。最后一批工農兵學員即76級，于1977年3月入學，1980年1月畢業。</h3><h3><br></h3><h3>雖然工農兵學員入學時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在校學習期間教材也刪減簡化了，學制也縮短了，政治運動也占去了不少時間，但廣大教師并沒有輕怠，而是悉心講解，誨人不倦。大多數學員也還是愿意讀書學習的，他們很珍惜這來之不易的讀書學習機會。有的學員在課外偷偷向老師請教，老師也暗中給學生講授教材以外的知識。熱愛讀書學習的同學也充分利用圖書館閱覽室的作用，查閱資料，補充課堂上所學知識的不足。故而在工農兵學員中也出現了一些成績優秀者，有的在文革結束后考取了研究生，得到了深造。這些成績優秀的工農兵學員在其后的醫療、教學和科研工作中，成了骨干力量，起了承先啟后作用。</h3><h3><br></h3><h3>1973年，遼寧省出了一個交白卷的張鐵生，被樹立為“反潮流”的英雄，接著全國推行朝陽農學院開門辦學的經驗，這對于學院的正常教學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干擾，對師生的思想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教學計劃也被打亂了。隨后，學院先后在湄潭、鳳崗、德江、思南、桐梓、習水、正安、金沙、仁懷等縣建立農村基地，設立教學點，在各縣醫院設置50~80張床位供教學實習用。在附院、市醫院、中醫院和地區醫院也設立城市教育基地。開門辦學教學方式在某些方面于今天看來或許令人匪夷所思，比如當時在教學點上，安排有農村赤腳醫師承擔部分常見病的講課任務，安排有赤腳醫生和基層醫療人員參加醫療實踐指導工作，還有學生互教等內容，而原有的教師除上部分課程外，主要是接受再教育。但不管怎樣，因為有老師們堅持不懈地傳道授業，還有絕大多數學員對知識的渴求，在教學實踐中還是取得了一定成績的。比如在73級的開門辦學中，將病房當作課堂，上課時由管該病房的學員報告病史、體征，其他學員作補充。然后組織討論，鑒別診斷和治療措施，老師總結性講課。通過這樣的學習，多數學員掌握了常見病的診治技能，在老師指導下，可以進行鞘膜積液、闌尾切除、疝修補等手術，并能用中西醫結合的方法治療某些急腹癥，還學會了多種基本操作和護理技術。</h3><h3><br></h3><h3>隨著形勢發展，由開門辦學進而成立分院。在1975年7、8月間，成立了遵義醫學院“印江分院”和“鳳崗分院”。印江分院于當年招生136名學員，鳳崗分院招生120名學員。兩個分院的學制為一年，學員都是社來社去，不包分配。到1976年，因各地辦分院風行，于是學院也繼續籌建沿河縣、湄潭縣、思南縣三所分院，原則上招收生產大隊的“赤腳醫生”進行培訓，學制一年，社來社去，三縣也投入了相應的人力物力，但后來接上級指示，新籌建的三所分院停辦。1978年1月14日經省革委會文教辦公室同意，“印江分院”和“鳳崗分院”自1978年起停辦。</h3><h3><br></h3><h3>總之，學院南遷遵義后，在文革后期這幾年的教學工作中，培養畢業了三年制的工農兵大學生1613人，大多分配到縣區一級的醫療部門，并且為基層培訓了大量的赤腳醫生、衛生員，對當時仍然缺醫少藥的貴州山區的醫療衛生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學院廣大教職工功不可沒。</h3><h3><br></h3><h3>1977年10月12日，教育部頒發了《關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提出高等院校均實行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方法招生。隨著高考的恢復，知識分子政策的落實，吸收了一批優秀知識分子入黨，評定和晉升了一批教學人員、醫務人員、實驗技術人員、圖書資料人員的技術職稱，廣大教職工煥發了朝氣，遵義醫學院也逐漸恢復了正常的教學、醫療、科研秩序。</h3><h3><br></h3><h3>1978年4月初，77級356名新生進校。11月中旬，78級364名新生進校。同一年內有兩個年級的學生入學，這是文革后剛恢復高考時出現的特例，絕無僅有。77級只設立醫療系，從78級開始，增設了口腔系。77、78級，也許是大學教育史上最為獨特的兩個年級，不僅僅在于兩個年級在同一年入學，更在于兩個年級學生的來源都同樣是那么廣泛：有上山下鄉的城市知識青年，也有回鄉務農的農村知識青年，有工人、戰士，也有干部、職員，有往屆高中畢業生，也有應屆高中畢業生，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也有根正苗紅的革命后代。不過，不管來源如何，進入了大學校園，他們都是時代的驕子，因為這兩個年級的學生是以極低的錄取率從全國兩千多萬考生中篩選出來的。77、78級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同學之間年齡相差很大，有的相互間甚至懸殊到十五六歲，因為77、78級聚集了從1966年到1978年高中畢業生的代表（77級高考時高中在校生也就是應該于1978年畢業的學生可以報考），還有的雖然沒有讀過高中，甚至也沒有讀過初中，但是通過發憤圖強地自學，參加高考而被錄取，成為了時代驕子。有時我在想，77、78級同一年進校，同一年畢業，假如遵義醫學院的77、78兩個年級統一舉行一次畢業××周年的慶典，或許會更有意思。</h3><h3><br></h3><h3>師生共同邁進“科學的春天”，其產生的效應就是校園內隨處可見手不釋卷的學子，樹林中隨處可聞朗朗的外文誦讀聲。老師們悉心教授，學生們刻苦努力。許多老師參加了文革后全國醫學院校新教材的編寫，如生理教研室梅懋華教授、病理教研室鄧俠進教授、解剖教研室靳仕信教授……此乃謂：若得杏林春色好，薪火相傳護朝朝。</h3><h3><br></h3><h3>這一年，藥理教研室的張毅教授，生理教研室的梅懋華、孫云壽教授，病生教研室的魏文漢、錢振超教授，生化教研室的林均材教授，公衛教研室的夏元洵教授，內科教研室的葉文丘教授，為遵醫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批碩士研究生。這一年，張毅教授已是76歲高齡，卻一次招收5名研究生、4名進修生，他愿在有生之年竭盡全力為遵醫培養更多的人才，他特別關心青年教師的成長，一再告誡科學就是實事求是，鼓勵青年教師注重基礎知識的學習、在實踐中提高。</h3><h3><br></h3><h3>這一年，喜事連連。老師們長期堅持的科學研究，也取得了豐碩成果：</h3><h3><br></h3><h3>1978年，遵義醫學院有四項成果榮獲全國科學大會獎，獲獎項目為：1、中西醫治療急腹癥及肝膽管結石。2、動物實驗多種生理機能傳感器。3、炔雌醇對急性放射損傷的防治。4、腫節風注射液、片劑。</h3><h3><br></h3><h3>同時，有五項成果榮獲全國醫藥衛生科學大會獎，獲獎項目為：1、莪術抗癌作用及其原理的實驗研究。2、615小鼠可移植性實體瘤模型。3、周期型馬來絲蟲—長爪砂鼠模型。4、泌尿系統結石的總攻療法。5、《工業毒理學》（上、下冊）。</h3><h3><br></h3><h3>在這同一年里，遵義醫學院附屬醫院胸外科首次應用自制的人工心臟瓣膜替換手術成功，處于國內領先水平地位。</h3><h3><br></h3><h3>在教學安排方面，為了使學院的教學正常進行，學院黨委專門召開會議作出了抓綱治校、全面貫徹毛澤東同志的教育方針、提高教育質量、整頓學校一年計劃等安排。學院還根據中央和貴州省委的指示精神，參照教育部關于編制教育事業發展規劃的意見，結合學院情況，制定了1978?1985年教育事業發展規劃，提出了奮斗目標，即：從現在起，用兩年左右或稍多一點時間，從思想整頓、規章制度、人員編制、師資培養、儀器設備、基本建設等方面做好整頓和初步配套工作，爭取在1980年前后初步建立起一個大體上能夠適應為實現四個現代化所需要的教學、醫療、科研體系。從1980年開始，每年招生360名，到1985年在校生要達到2000名。五年內要逐步建立一套完整的教學、醫療、科研體系，使學院的一些學科跨入全國先進醫學院校行列，某些學科或某些領域爭取達到世界先進水平。</h3><h3><br></h3><h3>為保證課堂教學質量，學院作出了詳盡的安排。由于實施了這一系列措施，教學質量得到提高，各年級的學習成績總評逐年有所提升。78級在1983年參加衛生部組織的全國44所醫學院校應屆畢業生統一考試中，以平均總分83.04的較好成績，排列第18名，名列西南地區第1名。</h3><h3><br></h3><h3>1982年開始，為支援大連醫學院復辦，大批教師北調，遵義醫學院出現師資危機，原訂規劃基本廢除。1982年底到1983年初，學院從校外調進一批業務骨干充實教學、醫療第一線。并于1983年制定了建設教師隊伍的總體規劃，總的方針是：以派出去、請進來為主，院內培養為輔。</h3><h3><br></h3><h3>在77、78級分別招入新生356名和364名之后，79級入學297名，80級入學243名。因為在1981年已經決定了將有大批教師北調，面臨師資銳減，故從81級開始，入學人數也就相應減少了：81級入學158名、82級入學129名、83級入學160名、84級入學159名、85級入學181名……</h3><h3><br></h3><h3>1985年，遵義醫學院又制定了各級人才的培養規劃，總的原則是：保證重點、兼顧全面，堅持在職培訓為主（中青年教師直接到教學、科研、醫療第一線鍛煉和培養）、院內培養為主，刻苦自學為主，進一步貫徹請進來、派出去的指導思想，采用綜合培養方式：1、對學科帶頭人的培養：一是選拔考核，二是提出培養計劃，通過教學、科研、進修和科技交流，使學科帶頭人得到提高，三是絕對保證培養費。2、對中青年教師的培養：一是工作上壓擔子，在實際工作中提髙，二是采取送出去、請進來的方法，通過外出進修，院內舉辦各種迸修班提高業務理論水平，三是采取委托培養，參加全國性的進修學習班來提髙。3、對青年人才的培養：總原則是普及培養與定向培養相結合，辦法是：一是立足實際工作鍛煉，加強三基（基礎理論、基本知識、基本技能）三嚴（嚴肅的態度、嚴格的要求、嚴密的方法）的訓練；二是選撥代培研究生，為穩定師資隊伍，對報考研究生，原則上一律委托代培，分配回校；三是為教師開設外語提高班，使青年教師的外語水平達到要求。對教學輔助人員和其他科技人員的培養，學院也制定了計劃。由于采取了這些措施，學院教師隊伍質量逐年提高，教學和醫療質量也逐年好轉。</h3> <h3>1972年歡迎首批工農兵大學生進校</h3><h3><br></h3> <h3>78級上大課</h3> <h3>78級上實驗課</h3> <h3>校園晨讀</h3> <p class="ql-block"><b>五、北調</b></p><p class="ql-block">要敘述遵義醫學院的歷史，“北調”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北調，是指1982年前后，為支援大連醫學院復辦，南遷到遵義來的原大連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教職工回調大連。</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文革結束后，社會輿論對于三線建設的評價多傾向于否定，由于有著這樣的輿論氛圍，對于當初因為響應黨中央號召，為了支援三線建設而南遷到遵義來的原大連醫學院的廣大教職工（包括學院管理層的領導干部）來說，思想上產生了極大的困惑，從而思鄉之情愈發濃郁，迫切期望學院能回遷大連。</p><p class="ql-block">1977年2月28日，學院黨委向上級呈交了《關于遵義醫學院南遷所遇到的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的報告，提出學院南遷10年來教學質量下降，科學研究上不去，醫療水平受很大影響，技術力量不能得到充分發揮，技術干部的培養受到很大的限制，要把學院辦成為出人才、出成果的兩個中心，迅速恢復到文革前的水平有很大困難，甚至無法實現。學院領導曾多次到衛生部反映情況，要求歸屬衛生部領導或搬遷到辦學條件較好的省市。</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78年，大連醫學院經國務院批準得以恢復，并于1979年1月17日正式開院。這使得南遷到遵義來的原大連醫學院的廣大教職工（包括學院管理層的領導干部）回遷愿望更加強烈。1979年2月和3月，遵義醫學院黨委分別向國務院和貴州省革命委員會遞交請示報告，以“貴州并不缺醫少藥”、“遵義市太小，病人病種不多，不能辦醫學院”為理由，提出鑒于大連醫學院復辦，建議將老校重新合并以圖較快恢復其原有的規模和質量，為趕上國內先進兄弟院校、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創造有利條件。</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經反復函商遼寧、貴州兩省人民政府，1980年9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簽發了（80）衛教字第63號文件《關于將遵義醫學院部分人員調回大連醫學院意見的復函》，提出：1、遵義醫學院不宜搬遷。2、為了充實恢復的大連醫學院，原隨大連醫學院搬遷至遵義的人員，可以部分調回大連醫學院。3、設備不搬遷。4、今后，大連醫學院和遵義醫學院仍應保持密切的協作關系，互幫互助，共同提高。</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衛生部簽發了（80）衛教字第63號文件后，1981年7月中旬，遼寧、貴州兩省代表團在貴陽談判，達成原大連醫學院教職工百分之五十調回大連，百分之五十留遵義醫學院的協議。但在執行過程中，由于未納入回調名單的部分教職工強烈不滿，紛紛在學院行政教學大樓前貼出大字報以表達訴求，而在這之后，當時的貴州省委主要負責人也表態說“留者歡迎，走者歡送”，于是形成最后的結果是原大連醫學院教職工的94%，計718人分期分批調回大連，其中，副教授以上的高級知識分子126人（占總數的99%），講師、主治醫生213人（占總數的89%）。</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占學院絕大部分的教學、醫療高級職稱人員的調離，對于當時的遵義醫學院來說，無疑是一場巨大的創傷，元氣大失。但學院畢竟在遵義耕耘了十余年，學院的精神還在。老教授們還培養了一批研究生，培養了一批高師班學員，以及前幾屆留校的工農兵學員中的佼佼者，培養的77、78、79級以及其后的80、81級五年制的本科生，畢業后留校一部分經進一步培養可補充師資力量的不足。雖然留下來的專家教授不多了，卻依然在引領和參與著學校的發展歷程。隨著引進來、走出去、委托培養、在職培訓等一系列措施的實施，遵義醫學院逐漸恢復元氣，走出低谷，并跨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里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對于原大連醫學院的教職工，無論最后是北調離開遵義的，還是留下來繼續投身于貴州的醫藥衛生教育事業的，貴州人民尤其是遵義人民是滿懷感激之情的。學院南遷到遵義時，有教授、副教授102人，比貴州省當時所有高校高級職稱人數的總和101人還多1人，這雄厚的師資力量、超強的醫療水準，給了遵義人民以及貴州人民以極大的福惠。是他們給老區人民帶來了優質的醫療服務，是他們改寫了黔北沒有本科院校的歷史。</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原大連醫學院的廣大教職工響應黨的號召，從生活豐沃的海濱城市大連舉校南遷、舉家南遷，來到當時尚屬閉塞、落后的西南腹地的小山城遵義，不啻是一場壯舉，是一腔情懷，是一種奉獻。當年，他們南遷到遵義時，建設中的遵義醫學院的基建尚未完工，分配給教職工的住房狹窄擁擠且沒有完善的配套設施，道路泥濘難行且有的宿舍樓前還未筑有像樣的道路，自來水也不能正常供應。他們克服困難，篳路藍縷，參與修筑道路、構筑建筑輔助設施，參與校園植樹，從數里遠的村寨肩擔手提井水、山泉水以供生活及醫療所用，追憶其時情景，令人不盡感念。他們響應毛澤東主席“將醫藥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號召，在偏僻的山村巡回醫療、救死扶傷，不辭辛勞，足跡遍及黔北山水，也走進了貴州省其他地區的許多貧困山鄉，追憶其時情景，令人不盡感念。有一些老教授，在文革期間，政治上忍受著屈辱，卻滿腔熱忱地投入教學、醫療、科研，有的將生命的歷程定格在了遵義，追思他們的功績，令人不盡感念。</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張毅，藥理學家，醫學教育家，一級教授，中國藥理學的奠基人之一，遵義醫學院副院長。曾任衛生部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生理科學會理事并貴州分會名譽理事長、中國藥理學會副理事長并貴州分會名譽理事長。張毅教授是曾經參加過北伐、參加過八一南昌起義的上尉軍醫，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來與組織失去了聯系。1961年7月在大連醫學院第二次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卻因早年脫黨的問題，而被取消預備黨員資格。文革初期，他被抄家、蹲牛棚、挨批斗。1969年5月，隨大連醫學院南遷遵義，張毅作為 “牛鬼蛇神”被押送，來到遵義后繼續接受監督勞動，在校內公共浴室當清掃工人并負責澆灌校園中新栽種的樹苗。即便是承擔這種懲罰性的工作，張毅教授都是以一種認真負責的態度來完成，其人格魅力，令人景仰。1971年上半年, 張毅教授奉命參加老年性慢性支氣管炎防治研究，此時他已是古稀之年，卻與一批中青年奔赴農村巡回醫療，跋山涉水，歷盡艱辛，其頑強意志，令人感動。1980年9月，中共貴州省委批準恢復張毅同志的黨籍，當組織上向他宣布這一決定時，張毅同志痛哭失聲，滿面淚水。此時，張毅教授已經身患癌癥臥于病床，在病重期間仍念念不忘為之奮斗過的大連醫學院和遵義醫學院，關心兩院的辦學，關心人員的去留。彌留之際，他要求組織上將其遺體進行解剖，并將腫瘤做成標本，獻給教學、醫療和科研。并囑咐家人，遺體火化后將骨灰撒入大連海域。1980年11月30日, 張毅教授逝世，他將生命定格在了遵義。追思張毅教授對科學事業、對崇高理想的執著追求，對人民的無限熱愛，追思其高風亮節的品格，令人不盡感念。</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伍律，生物學家，二級教授。1939年畢業于國立中央大學，先后任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和長春大學生物系助教、講師、副教授，1947年任上海東南醫學院解剖系教授，兼任蘭州大學動物系副教授。1949年起歷任大連大學醫學院解剖學副教授、大連醫學院生物學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遵義醫學院生物學教授、教研室主任，曾兼任貴州省科學院副院長、生物研究所所長、北京自然博物館研究員。其研究成果曾獲1963年農業部科研成果獎、1980年農業部技術改進一等獎、1981年全國科學技術發明二等獎。他從1957年起組織我國科技人員對著名的蛇島進行了多次科學考查，對我國毒蛇的種類、分布及生態進行了研究。他所著的少兒科普讀物《蛇島的秘密》于1961年由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深受廣大讀者歡迎，多次再版，1980年獲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獎。在文革運動中，伍律教授受到沖擊，被打成“特務”，還將他寫的科普讀物《蛇島的秘密》拿來批判，因為書中寫有“如果不事先知道，誰也想不到在這百花怒放、群鳥爭鳴的樹叢中，卻處處暗藏著危機”這樣一句話，被說成是含沙射影地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即使遭遇厄運，他卻依然保持著對科學事業的執著。1982年,在大批原大連醫學院教職工北調之際,伍律教授依然牽掛著遵義醫學院的生存與發展，雖然他的工作關系已調回大連,但于1983年卻毅然決然地返回遵義，他以教研室、實驗室為家,專注學術研究, 繼續為遵義醫學院的科研、教學操勞著。1983年12月2日,我國當代卓有成就的生物學家伍律教授由于積勞成疾,不幸去世，他將生命定格在了遵義。追思伍律教授對科學事業之執著追求、對學院之深情呵護，令人不盡感念。</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陳榮殿，著名外科學家，二級教授。1942年畢業于湘雅醫學院，1945年在美國波士頓麻省總醫院進修麻醉學。解放前，歷任湘雅醫院醫師、中央醫院外科住院總醫師、主治醫師、廈門鼓浪嶼救世醫院院長。解放后歷任大連醫學院外科副教授、教授，遵義醫學院副院長、院長。陳榮殿教授是國內最早進行脾、腎靜脈吻合手術治療脈高壓的專家之一，以“一把刀”聞名全國。他發明的分流術用側壁血管吻合含鉗，受到國內同行贊許。他的“畢氏Ⅱ式空腸近端對大彎的胃空腸吻合術”這一成果是他對外科學的重要貢獻，相關論文被高等學校教科書引用。陳榮殿教授在文革中曾蒙受不白之冤，他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甚至被誣陷為“殺人犯”,南遷遵義之前本來他是參加醫療隊先行來到遵義進行巡回醫療的，卻被強行揪回大連，關進“牛棚”，不僅被全院大會批斗，還被送交旅大市衛生系統當成典型，大會斗爭，遭受毒打，受盡屈辱。陳榮殿教授坦然以對，始終保持正直不阿，胸懷坦蕩，忘情于教學和醫療事業之中，并取得成就。1980年陳榮殿教授應中美醫學會邀請，赴美參加第66屆全美外科醫師年會，在會上發表了學術論文《胃部分切除后輸入袢空腸梗阻》。他先后參與《外科學》、《新急腹癥學》等專著和教科書的編纂。陳榮殿教授常說“人民給我的本事，要舍得花在人民身上”，這是一位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富有強烈使命感和獻身精神的知識分子的肺腑之言。當北調之時，他完全可以回調大連的，但是他卻為了遵義醫學院的建設和發展留了下來，矢志扎根于貴州遵義，為老區人民服務。陳榮殿教授不幸于1983年6月19日病逝，遵義醫學院遵照他的遺愿，將其遺體在病理解剖過程拍制為電視錄像教學片，部分遺體制作為示教標本，其余遺體火化后分別撒于貴州高原和東海之濱。陳榮殿教授生前多次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于1983年向黨組織再次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后，不幸突然病逝，黨組織追認他為中共正式黨員。陳榮殿教授將生命定格在了遵義。追思他嚴謹治學之德、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之品，令人不盡感念。</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南北情之系，血脈相依，割裂不斷。山與海之戀，一曲纏綿，悠揚雄渾。有的老教授已經回調到大連了，但因為割舍不了對遵義醫學院牽腸掛肚的那份深情，又選擇了返回遵義。如余志豪教授、李名揚教授、華有德教授、崔瑞平教授、朱青教授。他們的回歸，給遵義醫學院走出困境增添了力量。</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讓歷史記住這些姓名：</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張毅、李昌甫、 葉興杰、靳仕信、伍律、葉淑敏、吳襄、陳榮殿、梅懋華、鄧俠進、余志豪、李名揚 、杜建業、周淑芳、徐五鳳、朱逢春、敖定春、董陽達、黃漢興、程廣澤、王桂苓、毛裕芳、楊春明、朱延慶、王琍文、李萬瑞、吳長林、趙彬彬、黃辰格、吳伯濤、錢振超、楊康成、崔丕業、王錫安、孫顯明、王沛洪、鐘豪禮、魏澄云、聶文清、方維剛、李紹裘、凌茂英、林茂樟、林均材、朱青、褚先秋、葉緒英、葉文丘、曹士寧 陳秀文、董謙、崔肇春、馬懷珍、付國華、聞立榮 李長育、 宋光華、夏元勛、袁保和、郭珊珊、楊雅珍、董方立、高敬濤、裴德凱、梁國貞、崔兆春、王貞善、朱正美、孫云壽、白春育、王汝霽、裴德凱、高靜濤、俞安清、葉緒英、吳汝舟、余定勛、陳維鈞、徐振寬、高景恒、賀瑞林、周景元、馬懷珍、孫云壽、林坤偉、龐懿、黃惠芬、左治、陳子為、張萬勝、林肯，丁時培、柳侃、姚鳳美、王世仁、洪圣芙、夏元洵、白易杰、林熙然、龐世真、王勛、程一翟、周彥文、祁志良、嚴德祥、顧俊明、付國華、于春先、林惠嫻、聞立榮、高慶蔭、劉玉慧、趙香連、朱衍慶、龐寧、吳青剛、郭可懿、張善甲、張培澤、田麗娟、周體駿、劉國雄、屈璧珍、賀瑞麟、周群、馮震遠、李治臣、趙淑華……</p> <h3></h3><h3></h3><h3>致敬，曾經為遵義醫學院的建設和發展出過力的人們！</h3><h3>致敬，曾經為遵義醫學院的建設和發展拼搏過的人們！</h3><h3><br></h3><h3><b>六、新的征程</b></h3><h3>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沿海地區大發展，客觀上忽視了內地建設，同時也出現了全盤否認三線建設的論調，原先因三線建設而內遷的高等院校也陸續回遷。據說，遵義醫學院是唯一一所沒有回遷的院校。但是，從1982年開始，占原大連醫學院南遷遵義教職工人數94%計718人分期分批調回大連，無疑極大地削弱了遵義醫學院的辦學力量，甚至有人提出了“遵義醫學院到底還能不能辦下去”的問題，有人說以遵義目前的經濟水平，大學是辦不起來的，即使堅持辦下去，也只能辦出個醫學專科學校。堅決留下來的以陳榮殿教授為首的二、三十名老教授卻決心將遵義醫學院繼續辦下去，并且還要辦好。因為他們中的一些人曾經參加巡回醫療到過遵義地區的許多貧困山村，他們知道這些地方仍然缺醫少藥，他們知道需要有這樣一所醫學院校培養更多的醫務人員為革命老區的人民群眾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h3><h3><br></h3><h3>從1982年到九十年代中期，是遵義醫學院最為艱難的時期。為了把遵義醫學院繼續辦下去，并且辦好，學院采取走出去、引進來的措施，先后與國內外的一些院校建立了校際交流合作關系，聘請了國內外的專家學者來到學院講學，同時派出大批青年人才留學、進修和進行學術交流，并從省內外引進一批高級職稱人員，又在學院內部在職培養了一些師資力量。一個由博士、碩士等中青年專家教授為學術骨干、學科帶頭人的師資隊伍逐漸形成并成長壯大，學院的辦學條件也逐步得到改善。</h3><h3><br></h3><h3>1995年12月，遵義醫學院附屬醫院正式掛牌成為貴州省首家三甲醫院。</h3><h3><br></h3><h3>1998年6月，建立遵義醫學院附屬口腔醫院。2010年9月，遵義醫學院附屬口腔醫院成為貴州省首家“三級口腔專科醫院”。</h3><h3><br></h3><h3>2001年12月，遵義醫學院與珠海市人民政府、金灣區人民政府簽訂合作建設珠海校區的協議書，2002年6月，遵義醫學院珠海校區正式宣告成立，9月迎來第一批來自全國28個省、市、區的1000多名學生。</h3><h3><br></h3><h3>2008年10月，遵義醫學院麻醉學專業被批準為第三批高等學校特色專業建設點，喻田教授的《麻醉藥理學》課程榮獲國家精品課程稱號，實現了貴州省高等醫學院校國家級精品課程零的突破，使遵義醫學院精品課程建設形成了從校級到省級、國家級的完整體系。</h3><h3><br></h3><h3>2009年8月，遵義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陳玲教授帶領的科研團隊，在結核病耐藥機制領域的研究中識別出4種以前從未發現的結核分枝桿菌基因突變位點和類型，均與耐多藥或多耐藥結核分枝桿菌有關，系世界范圍內首次發現，經美國基因庫（GenBank）委員會確認后，正式為該4種新結核分枝桿菌基因突變注冊了基因庫號并同時向日本和歐洲基因庫開放和共享。</h3><h3><br></h3><h3>2013年10月，遵義醫學院在新蒲校區舉行入住暨升旗儀式，新生報到并入住新蒲新校區。</h3><h3><br></h3><h3>2016年，遵義醫學院成為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與貴州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并入選中西部高校基礎能力建設工程。在教育部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中獲得優秀，通過了教育部本科教學工作審核評估。成為國家首批卓越醫生教育培養計劃項目試點高校。</h3><h3><br></h3><h3>時間到達2018年12月27日，遵義醫學院正式更名為遵義醫科大學。當我們鍵擊遵義醫科大學的官網，可以看到這樣的介紹：</h3><h3><br></h3><h3>“學校占地面積2500多畝，現有新蒲校區、大連路校區、珠海校區三個校區，有全日制在校生16000多人。學校藏書131.84萬冊，電子圖書105.33萬種。下設28個教學院系，30個本科專業，涵蓋醫學、理學、工學、教育學、管理學、文學等6個學科門類。現有專任教師1090人，二級教授12人；具有博士、碩士學位人數為855人，碩士生導師807人，兼職博士生導師11人。</h3><h3>“教師隊伍中，入選第三批國家“萬人計劃”科技創新領軍人才1人，享受國務院和省政府特殊津貼專家31人，全國模范教師、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師德先進個人、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共6人，國家創新人才推進計劃中青年科技創新領軍人才、衛生部有突出貢獻專家、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教育部高等學校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貴州省核心專家共16人；省級教學團隊、省部級科技創新人才團隊共22個，其中教育部“長江學者和創新團隊發展計劃”創新團隊1個。</h3><h3>“學校有國家重點（培育）學科1個，省級特色重點學科6個，省級重點學科10個，藥學獲得貴州省國內一流建設學科,臨床醫學獲得貴州省區域內一流建設學科。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8個，二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59個。學校現有國家級特色專業4 個，省級特色專業 3 個，國家級卓越醫生教育培養計劃項目3項，省級卓越人才教育培養計劃項目4項，貴州省一流大學（一期）重點建設項目（含培育）項目19項，國家級精品課程、國家精品資源共享課、國家精品視頻公開課共3門，省級精品課程12門，有國家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國家級虛擬仿真實驗教學中心、國家級大學生校外實踐教育基地共4個，省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6個。</h3><h3>“學校以各科研平臺為依托，近五年，承擔各級科研項目2525項，其中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272項。近3年連續獲得貴州省科技進步獎一等獎。在近兩屆省級教學成果獎及省級研究生教學成果獎評選中，獲特等獎1項、一等獎3項、二等獎6項、三等獎8項。</h3><h3>“學校重視對外交流與合作，先后與上海交通大學、上海中醫藥大學、重慶醫科大學等高校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與美國、澳大利亞、馬來西亞、中國臺灣等近30個國家和地區高水平大學及科研機構建立了長期合作關系,開展深層次科研合作。大力發展留學生教育，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h3><h3>“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體師生員工秉承“明德篤學、求是致用”的校訓，弘揚“信念堅定、顧全大局、頑強拼搏、嚴謹治學、開拓創新”的遵醫精神，堅持內涵發展，為建成西部一流的教學研究型醫科大學而努力奮斗。”</h3><h3><br></h3><h3>新的起點，新的征程。</h3><h3><br></h3><h3></h3><h3>河水有自凈的功能，光陰有流轉的節奏。回望歷史，萬千故事，幾聲唏噓。唯一精神得萬世之傳承，得萬流以景仰，乃為國為民。探究遵醫之來路，當知立身之根本。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遵醫，遵承醫德以教化，無往而不利。</h3><h3><br></h3><h3>衷心祝愿遵義醫科大學進一步發展壯大，取得更新、更大的成就。</h3><h3><br></h3><h3> </h3><h3> 撰稿人：黔伯 于2019年元月</h3><h3><br></h3><h3>注：</h3><h3>1.參考文獻：貴州省高等學校校史匯編、大連醫學院院志1947-1985、遵義市三線建設志、大連市衛生志、遵義地區衛生志、大連黨史第一至第十五期（電子版）。</h3><h3>2.部分參考資料來自網絡。部分內容來自親歷者口述。部分內容來自遵義醫科大學檔案館館藏資料。</h3><h3>3.本文撰寫過程中得到遵義醫科大學黨委副書記田宗遠、遵義醫科大學檔案館館長王沁的大力幫助并提供相關資料，特此致謝。同時感謝原學院子弟、遵醫78級吳毅、楊凌、梅潔、王惠玲等人的幫助。</h3> <h3>遵義醫科大學大連路校區（老校區）</h3> <h3>遵義醫科大學大連路校區（老校區）</h3> <h3>遵義醫科大學珠海校區</h3> <h3>遵義醫科大學珠海校區</h3> <h3>遵義醫科大學新蒲校區</h3> <h3>遵義醫科大學新蒲校區</h3> <h3>遵義醫科大學新蒲校區</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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